一、童年成長經歷對其創作的影響

對于張愛玲自己來說，她的人生經歷就完全可以寫成一部小說，于是就有了再次轟動文壇的《小團圓》。但是在其文學創作的歷程當中，業內大多人士認為《金鎖記》才配得上她的最高成就，于是就有了1988年的電影《怨女》，對于其中女性形象的扭曲以及命運背景的描寫都與張愛玲童年成長的環境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張愛玲出身名門望族，其祖父張佩綸是明朝末期重要官員，祖母是清廷重臣李鴻章的長女，所以張愛玲的童年早期一直都有著較為優越的成長環境，但是正是印證了“富不過三代”這句古話，張氏家族在張愛玲父親的手中漸漸消退。其父親作為舊社會標準的落寞少爺在家道中落之后不但沒有為家人尋求更好的生活而努力，反而留戀于煙花之地，甚至經常帶著張愛玲一同前去。而母親則是具有前衛思想的新時代女性，對于張愛玲父親的行為十分不能忍受，于是毅然出國求學，留下張愛玲與其年幼的弟弟。父親舊式傳統的封建教育模式與母親西方先進的教育理念顯然對張愛玲日后的文學創作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母親回國后也沒有為張愛玲帶來太多的幸福感，母女之間的感情顯然不那么深刻。在電影《怨女》當中銀弟這個惡毒母親的形象多少都有一些張愛玲母親的投射，尤其是在張愛玲父母離婚之后，張愛玲的母親并沒有帶著張愛玲一起生活，張愛玲在繼母那里受盡折磨，她無法報復于是就將這一切怨恨指向母親。父親生活荒淫、性情殘暴，母親的自私出走，都是張愛玲的童年孤獨寂寞的始源，張愛玲在后母的凌辱虐待中度過，紛爭、暴虐，傾軋摧殘更是這個家族的家常便飯。于是就造就了一個有偏執的文學觀念的女作家，她寫作的目的就是剖析人性中最根本的東西，那就是“食”“色”的雙重枷鎖下，人從沒有跳出過獸的圈子，她通過“深而不廣”的視野，去揭示一個畸形扭曲的又是習以為常的世界。可以說因為她的童年影響了她的成年對于這個世界的心態，而這種心態又進而影響她的作品，這些作品又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她的生活，張愛玲的才華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她的一生也是一出他人不能看透的悲劇。一個人是要活在一個時代里的，當她被迫走進一個新時期時，便會向她曾經的生活記憶尋求依靠。可是張愛玲的家族到她父親這一代就已見頹勢了，她的祖父、外祖父那時的繁華早已不再，張愛玲本能地想要依靠父母的溫暖，而這僅存的一縷情感寄托最終還是沒能得到。張愛玲在那樣的年紀就感受了那么多的人情冷暖，目睹了一個歷史家族的盛衰。這不僅使她的心沉淪在巨大的悲哀中，任現實社會如何精彩，也再無法燃起她心中的熱情了，同時這些經歷也使她的小說充滿著悲劇的風格，而且有相當一部分是大家族的悲劇。本身在家庭所受的禮教，與生活的環境的變化以及對愛情的態度等，都對《怨女》這部電影的創作思想有著很大的影響。

二、社會環境中女性地位的卑微性

為何怎樣強勢的女人最終都沒有擺脫命運的悲劇，在電影《怨女》當中，銀弟看似是強勢的是欺凌他人的，但是為何在觀眾痛恨她的同時總是忍不住對她的同情呢，中國自古以來對女性都有著一個嚴格的枷鎖控制著，在那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女性對于自我社會地位的認知更是不能權衡。在長時期男性壓制的環境下，女性自身依然漸漸順應了這樣的生存模式，雖說“五四”運動為女性解放運動作出了一定意義的思想進步，但是在女性思想里已經束縛了幾千年的思想很難得到快速根除。在《怨女》中正是由于銀弟無法擺脫對于男人的依附，所以才導致她最終的命運悲劇，女性在社會中的地位也顯而易見。在新思想的發展之后，很多女性在形式上看似擺脫了對于男性的依靠，求學、工作都是進步的行為，但是在思想上她們依然對男性存有太過于強烈的依附性，以至于無法真正找到屬于自己的社會地位。而處于下層階級的銀弟更是無法找到自身的社會地位，長期以來壓抑的生活致使其悲慘命運的發生，始終以依靠男人與金錢生存為自己最大的價值觀，最終失去了自立的人格存在感，心甘情愿地以犧牲自己的社會價值來換取生存的空間，銀弟無論是對自己的丈夫還是與她曖昧的三少爺都是男性角色的附屬品，她始終都沒有意識到自己存在的真正意義所在。在一切不公平命運的擺弄之下，銀弟沒有任何對于命運反抗的意識，只是一味地追求金錢給她帶來的安全感，最終被金錢的枷鎖牢牢地套死。面對舊式制度所提倡的“三綱五常”女性仿佛只有接受的權利，一旦與之對抗便會遭到社會的歧視，這就為當時中國女性共同的悲慘命運埋下了種子。《怨女》中的銀弟對于無法依靠的男人失去了信心，于是轉而將自己依靠在金錢的枷鎖里，金錢成為她可靠的靠山，于是在追求金錢的過程當中她的人性也漸漸在消失變形，甚至以破壞子女的幸福來完成自己內心深處的不平衡，對于銀弟在很大程度上我們的同情超越了痛恨。《怨女》將一個純真無邪的少女怎樣走向墮落消沉的深淵刻畫得細致入微，尤其是對于銀弟內心情感世界的刻畫，通過銀弟悲慘的一生的命運來揭示當時社會腐敗墮落的現實問題，所以銀弟絕非單單出現在文學作品之中，真正的銀弟存在于當時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是黑暗的社會導致了她們悲劇命運的發生。《怨女》以細膩生動的影像將銀弟悲劇的一生鮮活地展現在世人的面前，時刻警示著我們銀弟的悲劇命運不僅僅是她個人的問題，更加是整個社會的悲劇，封建社會舊勢力的黑手時刻壓榨著處于水深火熱當中的底層人民，這便是《怨女》所要詮釋的社會根源現實。值得一提的是，《怨女》對于銀弟的心態變化歷程的著眼點不在于寫她的愛情故事本身，而是通過她對于存在感的心態變遷，從墮落到毀滅的悲劇過程，揭露封建社會舊體制對于人性的殘害，腐蝕人的靈魂，甚至吞噬人的罪惡本質。由此可見銀弟整個悲劇命運的結果及其毀滅的原因，正是封建社會舊制度的壓迫之下形成的產物。

三、人物性格的缺失性

自《怨女》這部作品誕生以來，對于銀弟這一文學形象的評價可謂是眾口不一，她是遭到命運無情捉弄的封建舊制度的犧牲品，社會的背景釀成了她的悲劇命運，對于自身社會價值判定的偏離也是她走向深淵的根本性問題，對于金錢一味地追求是將她徹底推向死亡的元兇，我們同情她，但更多的則是對于這黑暗的社會無力的申訴。但是面對自己命運的落魄，她并沒有真正意識到問題所在，反而將自己對于命運的不滿全部報復給自己的子女，這樣病態的心理是不能夠被我們所理解的，這時的銀弟又是一個令人厭惡的角色。《怨女》中的人物是作者張愛玲對當時社會觀察體驗凝結的結果，其中更有著深刻的個人及文化、社會原因的籠罩和影響。早年的失落于家庭，又與家庭一起失落于時代及戰時特定的歷史時期的失落感三者相結合，形成了她深深的悲劇意識和復雜的心靈，決定了她對人性的悲觀，對歷史的悲觀，對現實的悲觀，也形成了其獨特的悲情藝術審美感和創作觀。那不是淡淡的哀愁，也不是美麗的憂傷，而是令人徹骨的冰涼的悲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