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制度不發生根本變革的情況下，專制政府允許“文人”的風花雪月，制造社會輿論，分離人心，給人們以娛樂而不是教育，以現實利益腐化、拉攏這些知識精英，為了自身的私人利益而遺忘或放棄更高貴的社會目標。舊制度在慢慢改變出身決定命運的等級制度，使自然因素如血緣不再成為社會身份的決定要素。但是，舊制度在允許非貴族出身的啟蒙哲人們進入現實體制的同時，也讓現實的體制消解他們，使之不能在實踐中突破這個體制。

另一方面，在政治身份與經濟身份都可以繼承的封建社會，要在社會上出人頭地，非貴族出身的、外省的啟蒙哲人只有通過接近貴族，取悅主辦沙龍的貴婦人，或者接近政府高官才是可能的。因此，只要啟蒙哲人還對社會地位有所期盼，那么革新就必須在舊制度下得以進行。因此，這種變革與其說是“革命”，不如說是延緩了舊制度的生命。

對于啟蒙哲人的生存處境，啟蒙哲人具有深切的自省。伏爾泰曾經將社會財富作為評價“文人”成功的標尺。在《哲學通信》第２３封信“談人們對于文人應有的尊敬”中，伏爾泰對照了“文人”在英國與法國的不同處境。一開頭，伏爾泰就認為法國對科學與藝術的物質“獎勵”舉世無雙，但英國人民卻能尊重“才能”，而大部分啟蒙哲人擁有的就是這種“才能”，成績斐然的人總能在英國發家致富。伏爾泰的話反映了兩個方面，一方面，啟蒙時代的社會尊重“才能”，這對于出身非貴族的啟蒙哲人是一個積極信號，他們也可依賴自己的“才能”獲得社會承認，但前提是“才能”必須轉化為現實的“社會財富”。另一方面，在這種社會制度下，啟蒙哲人的世俗追求非常可能與自己的追求分裂。后來的歷史證明，在進入現實體制的啟蒙哲人中，很少有人能保持在發跡之前的獨立與批判。而且，啟蒙哲人不再被啟蒙的社會所鄙棄與排斥。在為《百科全書》撰寫的“文人”條目中，伏爾泰積極地描述了“文人”的生存處境。伏爾泰眼中的“文人”不再是“語法家”，而是具有“哲學精神”特征的“完善的文人”。以前，“文人”被摒棄在社會之外，不屬于社會必需的部分，只能擁有附屬的地位，現在，他們入能做思想，當哲人，出能經國致世，做政治家，成一方“諸侯”。“時代精神把他們中間的大部分人培養成既能周旋于上流社會，也能入閣執政”，他們“變成了社會必需的一部分”。此外，伏爾泰還揭示了“文人”的積極的社會功能，“文人”的生存意義是不能被質疑的，因為“文人”依靠“一種健全的哲學”，掃除了充斥社會的全部成見，他們比社會上其他人具有“更多的獨立精神”，出身窮苦的“文人”也能很容易在路易十四創立的科學機構中“獲得無求于人的條件”。在社會生活中他們其樂融融，“他們是裁判者，別人是被裁判者”。

這是啟蒙哲人在啟蒙時代的生存處境的積極方面，但在與資產者的對照中，啟蒙哲人還具有另一番完全不同的消極處境。在１７６５年《哲學辭典》的“文學、文人或士”條目中，伏爾泰這樣描述了他們悲慘的生存境地，“一個資產者買了一個小小的事務所，他就為他的同行所支持，誰去碰他一下，立刻就要群起攻之。文人卻全無援助，他就像飛魚：飛得高些，他就要為飛鳥所啄；潛游水中則難免為大魚所吞”。這意味著，在與資產者的對照中，“文人”處于極為不利的處境中。我們知道，“文人”的現實處境是現實的政治制度與社會制度的結果。而對這種處境的反應必然體現在啟蒙哲人的思想中。要改變這種現實處境，首先必須在文字中作出反應，其次才有可能在社會運動中變革并型構政治制度。

作為啟蒙哲人的盧梭不但分享了啟蒙哲人的社會身位，而且在他與啟蒙哲人之間自始就存在著隱微對抗。在《懺悔錄》中，盧梭告訴世人，自己思想的發端及成長與啟蒙哲人狄德羅關聯在一起。但是到了后來，盧梭宣稱將自己的思想與“當今思想”———啟蒙思想———區別開來，稱啟蒙思想只是“分離觀念的集合體”，一般的讀者可以將自己的心靈棲居其上。相反，他的思想是“一個孤獨者的沉思”，它與“民族”的口味不一致，但如果要把握它的線索，則必須“努力重讀且不止一次地閱讀”。這意味著盧梭從一開始就在自己與啟蒙哲人之間設置了一個區分。

啟蒙哲人也在不斷回應盧梭。伏爾泰將盧梭稱作“哲學家中的犬儒派”，盧梭的《科學與藝術》不過是“小學生的命題作文”，《論人類不平等》是“反人類”的作品；與盧梭決裂之后，狄德羅認為，盧梭是善辯、混亂、矛盾而不連貫的思想家：盧梭沒有思想，沒有哲學，如果有也不過是“碎片”；格里姆從一開始就將盧梭視為一種威脅，一位外來者。他對盧梭的唯一贊美是第一篇論文確實寫得文筆流暢。而每一次盧梭的作品出現時，格里姆總會立刻挑出他的修辭來贊美一番，不遺余力地告訴讀者，盧梭的作品除了風格之外，什么也沒有。達朗貝爾則是與盧梭辯駁后唯一不對其進行人身攻擊的啟蒙哲人。在“百科全書”的前言中，達朗貝爾很好地處理了啟蒙哲人與盧梭的關系，稱其“善辯而富有哲思”，盡管這個人指責藝術與科學敗壞社會的道德，但他也曾“以一種頗為熱心并相當成功的合作”表明他“贊許”偉大的啟蒙運動的工作；。所有這些表明，盧梭與啟蒙之間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并不那么一目了然，鐵板一塊。

如前所述，啟蒙思想是啟蒙時代的社會與政治制度的產物。啟蒙思想若要成為現實力量，參與并決定社會的進程，就必須凝成特定的社會力量，至少在思想上形成“共同體”，建構“文人共同體”。在這個“共同體”中，成員之間不但分享共同的政治理念與意義追求，在面對具體的社會問題時，還必須發出同樣的聲音，分享同樣的社會關懷，通過特定的中介影響、塑造社會輿論，從而改變現實的生存處境。啟蒙哲人用為《百科全書》撰寫詞條的方式形成了一個“文人共同體”，盡管他們各自研究的領域不同，但他們形成了一個“百科全書派”，一個統一的“一”，一個“黨派”。但與這個“共同體”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盧梭反對任何特殊的黨派利益，并且在１７５４年４月９日開始“隱居”。盧梭認為，有黨派就會有特殊利益，就不可能形成“普遍意志”，共同體的普遍利益就無法實現。在《社會契約論》的第１卷第７章、第２卷第３章、第３卷第１章第２章中，盧梭反復提醒人們注意私人意志、特殊意志與普遍意志之間關系及其對現實政治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