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detothewestwind”是英國文學史上最有才華的抒情詩人之一珀西•比希•雪萊(PercyByssheShelley，1792～1822)于1819年創(chuàng)作的不朽詩篇。在這首詩中，雪萊以熱烈的革命主義者情懷贊頌了西風橫掃舊事物的摧枯拉朽之勢，孕育新生命之功。這首詩感情真摯、氣勢磅礴、格調(diào)激昂，表達了詩人打破舊世界的決心和追求新生活的渴望，被認為是“戰(zhàn)斗性的政治詩”。而雪萊也被馬克思贊譽為“一個真正的革命家而且永遠是社會主義的急先鋒”。對雪萊極其推崇的文壇巨匠郭沫若，于1922年將其譯作《西風歌》介紹到中國，引起了年輕一代的共鳴，激蕩了他們的革命熱情。此后很多著名翻譯家又將其重譯，版本多達八、九種，可見其流傳之廣、影響之深。本文通過分析郭沫若首譯的《西風歌》，從翻譯適應選擇論視角考察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中心地位及其對翻譯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多維度適應和適應性選擇。

一、翻譯適應選擇論的內(nèi)涵

翻譯適應選擇論是胡庚申教授于2004年提出的。該理論利用人類所進行的翻譯活動和自然界“求存擇優(yōu)”法則的共通性和關聯(lián)性，以達爾文生物進化論中“適應/選擇”學說為指導，明確指出翻譯的實質(zhì)是“譯者適應翻譯生態(tài)環(huán)境的選擇活動”［1］。這里的翻譯生態(tài)環(huán)境指的是“原文、原語和譯語所呈現(xiàn)的世界，是語言、交際、文化、社會，以及作者、讀者、委托者等互連互動的整體”。［1］16，84，102翻譯的過程則是譯者不斷追求自我適應與優(yōu)化選擇的一個循環(huán)過程。具體地說，“翻譯過程是譯者對以原文為典型要件的翻譯生態(tài)環(huán)境的‘適應’和以譯者為典型要件的翻譯生態(tài)環(huán)境對譯文的‘選擇’”［2］。翻譯的原則是多維度適應和適應性選擇，因而譯者在翻譯活動中，會在翻譯生態(tài)環(huán)境的不同層次、不同方面從語言維、文化維、交際維三方面做出選擇性適應和適應性選擇，從而產(chǎn)生“整合適應選擇程度”最佳的譯作。

二、翻譯適應選擇論在譯作《西風歌》中的體現(xiàn)

五四新文化運動風起云涌，群情激蕩。它鞭撻封建專制思想，傳播西方民主、自由的精神，塑造了當時中國高級知識分子的自由主義思想。于是，封建舊文化的統(tǒng)治地位開始動搖，改良過的歐美新文化替代了舊文化，它啟迪了民智，促進了東西文化的交融，推動了對西方文學作品的譯介和研究。當時很多著名的學者、文學大師像魯迅、胡適、茅盾等都積極投身于翻譯活動，開始大量地介紹和翻譯國外的文學作品，創(chuàng)辦進步刊物和文學社團，帶來了我國譯學研究的一個繁榮時期。郭沫若作為一名思想上進、熱情洋溢的五四啟蒙時代的活動家、翻譯家更是與郁達夫、成仿吾等創(chuàng)辦了“創(chuàng)造社”，積極譯介外國文學作品。在此過程中，英國文學有如春夜喜雨般悄悄浸潤著他熱血澎湃的心。他熱烈地、義無返顧地愛上了英國浪漫主義詩人雪萊，為他的斗志、才情所折服，翻譯了他的一系列作品，并首譯了這首抒發(fā)壯烈革命主義情懷的《西風歌》。這首詩歌的翻譯是郭沫若對當時的翻譯生態(tài)環(huán)境所做出的選擇性適應和適應性選擇。

(一)翻譯《西風歌》是郭沫若對自身需求的適應與選擇

胡庚申認為譯者在翻譯一件作品時，“適應和選擇個人的生存需要、實現(xiàn)自己的生存價值就是一個重要方面。這也是譯者在翻譯過程中致力于適應和選擇的一個內(nèi)在動因和目標”［1］。郭沫若從小飽讀四書五經(jīng)，深受中國古典文學的熏陶，有著扎實的中國傳統(tǒng)文學功底。但郭沫若童年所處的時代正是封建制度行將崩潰，資產(chǎn)階級新文化不斷沖擊的時代。特別是從1903年開始，各種新學書籍和新式教本不斷沖擊他的視野。對新學的涉獵，開啟了郭沫若接受外界新鮮事物的思想之門。年少的郭沫若不但善于鉆研書本，而且在中學期間就積極參加反帝反封建愛國運動，表現(xiàn)出強烈的愛國熱情和政治意識。1914年郭沫若抱著報效祖國的宏偉志愿開始了他長達十年的日本留學生活。在日期間，他學的科目是醫(yī)學，可他卻說自己“走錯了路”。面對橫七豎八的解剖尸體，他心里流淌的竟是詩的旋律。當五四運動的洶涌浪潮吹到日本時，郭沫若心中壓抑的文學情愫猶如山洪般爆發(fā)。作為一名洋溢著革命浪漫主義情懷的翻譯家，郭沫若對新的人生充滿了美好的憧憬，他渴望中華民族的復興，渴望“生底顫動，靈底喊叫”［3］208。雪萊所創(chuàng)作的“Odetothewestwind”在這時闖進了他的視野。作為一名19世紀的作家，雪萊所處時代的背景與郭沫若所處的時代非常的相似。雪萊于1819年寫了這首詩。當時歐洲各國的工人階級為了爭取自身的生存權(quán)利，同資產(chǎn)階級展開了英勇的斗爭，階級矛盾異常尖銳，廣大人民在醞釀著反對封建復辟勢力的革命斗爭。面對著歐洲山雨欲來風滿樓的革命形勢，雪萊為之振奮，為之鼓舞，詩人的心中沸騰著熾熱的革命激情。這時，一場暴風驟雨的自然景象，觸發(fā)了詩人難以抑制的革命激情，一首慷慨激昂的詩歌立刻沖出胸膛，一瀉千里。它是詩人“驕傲、輕捷而不馴的靈魂”的自白，是時代精神的寫照。與此相距一百年之后的中國，面臨著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和劇烈的社會動蕩，國家內(nèi)憂外患，戰(zhàn)事頻仍，人民處在水深火熱之中，急需精神上的慰藉與鼓舞。相似的革命環(huán)境與革命追求，促發(fā)了郭沫若對雪萊的崇拜，對他作品的喜愛。他在《〈雪萊詩選〉小序》中寫道“男女結(jié)婚要先有戀愛，先有共鳴，先有心聲的交感。我愛雪萊，我能感聽得他的心聲，我能和他共鳴，我和他結(jié)婚了。———我和他合而為一了。他的詩便如像我自己的詩。我譯他的詩，便如像我自己在創(chuàng)作一樣”。［4］334作為熱愛祖國、憂國憂民的熱血青年，郭沫若找到了實現(xiàn)自己生存價值的目標，《西風歌》的翻譯成為抒發(fā)自己憤懣之情，喚起民族斗志的利器。

(二)翻譯《西風歌》是郭沫若對自身能力的適應與選擇

郭沫若認為“翻譯外國文學作品必須有深刻的生活體驗，對原著的時代背景要有深入的了解。”［5］他和雪萊相似的時代背景，使他能深刻體會《西風歌》中所表達的一種無處不在的宇宙精神，一種打破舊世界，追求新世界的西風精神。同時他還強調(diào)翻譯者應具備一定的文學修養(yǎng)和語言修養(yǎng)，“語文修養(yǎng)是一切翻譯工作的基礎，尤其是本國語文的修養(yǎng)占有特別重要的地位。如果本國語文沒有深厚的基礎，不能運用自如，即使有再好的外文基礎，翻譯起來也是不能勝任的。”［6］翻譯者如果缺少這一條件，從事詩歌翻譯將是舉步維艱。還在孩提時代，郭沫若就受母親的影響，誦讀“唐人絕句”，至六歲入家塾讀書，開始全面接觸中國古代詩歌，背誦《三字經(jīng)》、《千家詩》和《古文觀止》等，同時進行了古典詩詞寫作方面的訓練。到十三歲讀樂山高等小學時，郭沫若已能翻檢深奧難懂的古典史籍，背誦先秦諸子、《史記》，并能提出自己獨特的見解。這些傳統(tǒng)的中國文化給郭沫若在詩歌的翻譯與創(chuàng)作方面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他的國學修養(yǎng)是一般的翻譯家難以企及的。而在日本留學的十年間，郭沫若精通英文、德文、日文，并能夠在這些不同的語言中自由穿行，其雄厚的外文功底也使人難以望其項背。在翻譯《西風歌》之前，郭沫若已于1921年出版了詩集《女神》，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這本自由體詩的詩集，沖破了中國舊體詩僵硬格律的束縛，運用現(xiàn)代白話的方式進行寫作，以強烈的革命精神，鮮明的時代色彩，浪漫主義的藝術風格，豪放的自由詩，開創(chuàng)了一代詩風，為詩歌的創(chuàng)造和革新樹立了榜樣，郭沫若也被認為是我國新詩的奠基人。在詩歌譯介方面，郭沫若在翻譯海涅、歌德、拜倫、惠特曼詩歌的過程中逐漸形成和發(fā)展了自己的翻譯主張—“風韻譯”和“以詩譯詩”。他的風韻譯指的是“理想的翻譯對于原文的字句，對于原文的意義自然不許走轉(zhuǎn)，而對于原文的氣韻尤其不許走轉(zhuǎn)。原文中的字句應該應有盡有，然不必逐字逐句的呆譯，或先或后，或綜或析，不在損及意義的范圍之內(nèi)，為氣韻起見可以自由移易”［7］211。他的這一翻譯思想既是對前人的超越，又啟迪了后來的翻譯家，也具體體現(xiàn)在了他的翻譯實踐中。由此可見，翻譯《西風歌》是郭沫若根據(jù)自身能力所做出的適應與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