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庚申教授的帶動下，國內的翻譯研究者不自2001年胡庚申教授在第三屆亞洲翻譯家論壇上首次提出翻譯適應選擇論至2011年11月11～13日第二屆國際生態翻譯學研討會在上海海事大學召開，生態翻譯學經歷了十年大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正如其領軍人物胡庚申教授所說，“生態翻譯學起初基本上是‘個人行為’，多年來的困難、困惑、挑戰太多;……但從現在起，生態翻譯學研究已經成了‘群體行為’，或者說是‘組織行為’了”［1］。目前，生態翻譯學已引起了國際翻譯界的關注和興趣。本文擬簡述生態翻譯學的十年發展歷程及其研究現狀，在此基礎上對生態翻譯學的未來展望一二。

一、生態翻譯學十年發展回顧

生態翻譯學起步于2001年。胡庚申教授受了達爾文進化論的啟發，將其中的“自然選擇”即“適應/選擇”學說引入翻譯學研究，最早提出了翻譯適應選擇論［2］。在此基礎上，胡教授十年磨一劍，建構并發展了從生態學視角對翻譯進行綜觀整合性研究的生態翻譯學，擴大了翻譯研究的視野。胡教授曾撰文說:“在全球性生態思潮的影響之下，由于中國古代生態智慧的啟發、相關領域學科發展的激勵以及譯學界生態取向翻譯研究的促進，再加上現有譯學理論研究的局限與缺失所產生需要，生態翻譯學便應運而生”［3］64。

2004年，胡教授的專著《翻譯適應選擇論》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在這部生態翻譯學的奠基之作中，胡教授闡釋了該理論體系的哲學理據(即達爾文“適應/選擇”學說的基本原理和思想)，從“適應”與“選擇”的視角對翻譯的本質、原則、過程、方法和譯評標準等作出了新的描述與解釋，并以其在兩岸三地部分高校的實證調查對該理論體系的有效性作出了一定程度的檢驗和證實。胡教授將“譯者為中心”作為該理論體系的核心翻譯觀，從譯者的角度出發，將翻譯定義為“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選擇活動”，將“多維度適應”與“適應性選擇”作為翻譯的原則，提出并例證了“三維”轉換的翻譯方法。胡教授認為，評價翻譯主要看譯品的“整合適應選擇度”。理論上講，“最佳的翻譯就是‘整合適應選擇度’最高的翻譯”［2］144。而評價和測定“整合適應選擇度”有三個參考指標:即多維轉換程度(尤其是“三維”轉換程度)、讀者反饋和譯者素質。

之后的幾年中，胡教授仍孜孜于生態翻譯學的進一步發展，每年都有生態翻譯學方面的學術文章發表在國內外重要期刊上。2008年，其研究課題“生態翻譯學:譯學的生態視角研究”獲得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立項資助;2009年，《上海翻譯》開辟“生態翻譯學研究專欄”，胡教授在該刊第二期撰文，將翻譯的定義擴展為“翻譯是以譯者為主導、以文本為依托、以跨文化信息轉換為宗旨的譯者適應與譯者選擇行為”［4］6;2010年4月，“國際生態翻譯學研究會”在中國澳門成立，創辦了會刊《生態翻譯學學刊》，并于11月9日～10日在澳門理工學院召開首屆國際生態翻譯學研討會。來自世界各地的56位專家學者參加了這次研討會，并對這次大會的召開、對生態翻譯學的創立和發展、對國際生態學研究會的成立給予了高度評價。國際生態翻譯學研究會顧問、《視角:翻譯學研究》(Perspectives:StudiesinTranslatology)雜志原主編、丹麥哥本哈根大學教授凱伊•道勒拉普(CayDollerup)指出，生態翻譯學是成長于歐洲語境之外的第一個真正具有“原創”意義的翻譯理論［5］34。2011年11月11～13日第二屆國際生態翻譯學研討會在中國上海召開，以“生態翻譯學十年:回眸與展望”為主題。來自世界各地的60位專家學者參加了這次大會。由此可見，肇始于中國、由中國翻譯界學者首倡的生態翻譯學已引起了國外譯界越來越多的關注和興趣，正在向著更大的范圍拓展。

在胡庚申教授的帶動下，國內的翻譯研究者不斷加入到生態翻譯學的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行列中，以生態翻譯學歸類和直接以生態翻譯學命名的各項研究逐年增加。“近年來已有逾百篇有關生態翻譯學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的文章在海內外發表，全國也有60余所高校師生(碩士/博士)運用生態翻譯學的基礎理論作為整體的理論框架完成學位論文和發表研究論文”［6］5。筆者在CNKI上鍵入檢索詞“生態翻譯學”，從2001年至2011年11月25日的全部期刊論文(包括優秀碩博)中，按題名方式檢索到50篇題名含有“生態翻譯學”的文章，其中碩士論文3篇，博士論文0篇，有關召開首屆、第二屆國際生態翻譯學研討會的通知5篇;除5篇通知外的45篇論文中，理論研究型論文13篇，約占總論文的29%;應用研究型論文32篇，約占總論文的71%。筆者又在CNKI上鍵入檢索詞“適應選擇論”，從2001年至2011年11月25日的全部期刊論文(包括優秀碩博)中，按題名方式檢索到59篇題名含有“適應選擇論”的文章(與前述50篇題名含有“生態翻譯學”的文章無一重復)，其中碩士論文14篇，博士論文0篇，有關《翻譯適應選擇論》一書的書評4篇;除書評外的其余55篇論文中，理論研究型論文7篇，約占總論文的13%;應用研究型論文48篇，約占總論文的87%。筆者在CNKI上鍵入檢索詞“適應選擇”，從2001年至2011年11月25日的全部期刊論文(包括優秀碩博)中，按題名方式檢索到196篇題名含有“適應選擇”的文章，其中部分文章與生態翻譯學或翻譯適應選擇論無關;有2篇博士論文，一篇與生態翻譯學無關，另一篇題名為“譯者的適應與選擇:外宣翻譯過程研究”，是國內首篇運用翻譯適應選擇論完成的博士論文。

二、生態翻譯學研究現狀分析

筆者利用google引擎“學術搜索”“生態翻譯”，用時0．09秒找到27，200條相關結果。但用google引擎“學術搜索”“eco-translation”，用時0．05秒只找到26條相關結果(2011/11/28)。這說明雖然生態翻譯學已引起國際譯界的關注和興趣，但在國際上仍未產生較大影響。上述檢索結果和筆者在CNKI上的檢索結果也說明，目前生態翻譯學在國內已產生較大影響，越來越多的中國學者及翻譯研究者開始從事生態翻譯學研究。從筆者在CNKI上的檢索結果來看，在檢索到的100篇學術論文中，目前大多數有關生態翻譯學的研究都是應用研究型的，占80%;少數是理論研究型的，占20%。在胡庚申教授集中闡述的九個生態翻譯學研究焦點與理論視角中［6］5－9，這些論文較多選取適應/選擇、“三維”轉換、譯者中心、譯有所為等理論視角以及生態范式、生態翻譯環境等命題，較少關注生態理性、關聯序鏈、“事后追懲”等理論視角，這方面的理論應用研究還有較大的發展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