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眾多國別文學史對專業人士而言，不只是提供了全面、權威的文學史材料，更重要的是劍橋文學史的寫法反映了文學研究方法的新進展，從而幫助學者們反思作為學科的文學的一些基本問題。

2002年，由牛津大學的DavidLoewenstein教授和芝加哥大學的JanelMueller教授主編《劍橋英國早期現代文學史》(TheCambridgeHistoryofEarlyModernEnglishLiterature)出版。此書是《劍橋新英國文學史》(TheNewCambridgeHistoryofEnglishLiterature)叢書中的一種。之所以是“新”文學史，是因為從1907年到1927年劍橋出版過一套15卷的《劍橋英國文學史》。但是對新文學史的編寫者來說，以前的這套書也存在一些問題，其中最重要的是對文學和文學史的認識過時了。比如，對作家的研究是以傳記式的和心理批評為主導的，所以經常從政治和宗教思想上來研究作家。還比如，那時候的學者對文學史的理解是固定的，他們深信：“什么是主要的文類，什么是次要的文類，這些文類里主要和次要的成就是什么，誰是主要的和次要的作家和流派，這些問題是可靠的知識和共有的判斷。”（1）《劍橋新英國文學史》希望打破過去那種文學史的寫作框架，呈現出當前學界對文學的新認識。

與過去介紹作家和流派的歷史背景的方法不同，新英國文學史是從文學生產的機構和場所來考慮文學的。比如《劍橋英國早期現代文學史》第一部分的六個章節（全書分5部分、共26章），其論題主要包括識字、教育和閱讀的狀況，手抄本傳播和流通的社會情景，印刷文化在塑造主體性上的作用，文學贊助者的社會情況，以及文學生產、傳播和接受中對語言的選擇。后面的四個部分是按時間分期，介紹不同時期的對文學影響最突出的因素。這些因素包括機構（比如宮廷、教會）和場所（比如城市、劇院、家庭）。比如“文學與教會”，“文學與宮廷”，“文學與倫敦”。在這樣的敘述框架里，具體的作家不像以前那樣被專章討論，而是置于文學生產方式的脈絡中被介紹和評論。所以，這本文學史中沒有單獨的、專章專節的作家論。

其次，文學不再被看做是一個穩定的、預設的概念，而是一個歷史的建構，所以編寫者討論的是16世紀和17世紀的語境中的文學。我們現在一般把文學看做是詩歌、小說、戲劇和散文的總和，這種理解在18世紀的英國才開始出現，那時才把文學與虛構和想象經常性地聯系起來。而在英國早期現代文學時期，文學指的是以書寫形式保存和傳播的所有知識。新的文學史就涉及以前的文學史不考慮的材料。比如，那時的歷史、政治、宗教文本要被當做文學文本對待，分析它們的形式、風格、修辭、文類應該是不言自明的；它們的作者不能只從思想（史）的角度來討論，而是要分析他們美學上和藝術上的成績。比如以前，文學是被當做文化的組成部分來理解的，那么文化（以及社會）通常被理解為文學的背景和語境。

而現在，文學既要被看做是文化的產物，也要被看做是文化的動因，因為文學是處在政治、宗教和社會的各種復雜力量之中，它既展現文化，也被文化展現。

這樣，文學文本與文學語境之間的界限就消失了。

最后，文學的多民族性質得到了突出。英格蘭文學無疑是全書的重點，但蘇格蘭文學以及以英語寫成的威爾士和愛爾蘭文學作品也在文學史的敘述之中。這個變化是與把文學當做民族（身份）建構的斗爭場所聯系在一起的。后面四部分的第一章都是“文學與民族認同”，討論不同時期文學中民族、身份的不同理解，以及它們在不同地區不盡相同的社會作用。文學史的這種寫法與比較文學的一些新近發展不謀而合。一些比較文學學者就指出，（單一的）國別文學史也一定要放在跨語言、跨文化和跨國界的視角下審視，國別文學中內在的異質性就能凸顯出來，各種詩學的和政治的權力運作才能看清楚。（2）

總之，正如兩位編者所說，《劍橋英國早期現代文學史》是一本創新的文學史，它“一方面研究（文學）生產、接受和流通的各種場所之間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研究早期現代文本的美學和文類特征”（3）。

2010年，備受不少中國學者關注的《劍橋中國文學史》(TheCambridgeHistoryofChineseLiterature)終于出版。此書由耶魯大學的孫康宜教授和哈佛大學的StephenOwen（宇文所安）教授主編。劍橋文學史的一個特點就是以時間順序安排，然后在每一個分期里對其中的作品、作家和流派做詳細的論述。其中每一個領域都是由擅長的專家負責撰寫。《劍橋中國文學史》保持了這個傳統，按照年代并結合朝代的分期來敘述。同時，中國文學的范圍也做了嚴格限定。除了少數地方討論了在韓國、日本和越南等地寫作的漢語文本外，書中論述的中國文學指的是：“在漢語圈里生產的文學，漢語圈既包括現代中國邊境之內的，也包括離散(diaspora)群體。盡管不是所有被討論的作家都是漢族，但都介入在漢文化中。”（4）

其他一些編寫原則，兩位編者在書出版前就已經在國內介紹過，已經為中國學者熟悉。（5）

其中比較有趣的是編者的文學文化觀和史中有史觀。文學文化(literaryculture)是編者對文學的一種理解，也是這本文學史要貫穿的一種寫法。他們希望寫的不是一般的文學史，而是文學文化史，即“將文學文化看做一個有機整體，這不僅要包括批評（常常是針對過去的文本），也要包括文學研究(literaryscholarship)、文學社團和選集編纂等工作。在適當的時刻或者在策略性地安排的章節中，我們應該評價文本是如何被制作并流傳開來的，并對讀者的性質要有所了解”（6）。

史中有史觀表達了編者對歷史和歷史敘述的理解，在他們看來，“一種文學史本身就是人們所描述的文學的一部分。這就意味著作者和讀者是在虛擬的文學—歷史敘述中寫作和閱讀，這種敘述是寫作和閱讀必不可少的”（7）。文學史不是對文學歷史的客觀描述，而是對過去的一種敘述，所以人們對文學和文學史理解也就成為文學和文學史的一部分。比如陶淵明在歷代的接受史，已經構成了陶淵明作品的一部分，我們現在再閱讀陶淵明，已經不是陶淵明時代的陶淵明了，而是被文學史介紹過的陶淵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