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經濟領域出現的新情況促使經濟學家思維方式的轉變，關于積累與消費比例關系的討論越來越少，學者們更多討論的是“與此相關的、更細致的問題”。與此同時，投資的主體與來源也日益多樣化，使得確定合理的積累與消費比例成為一個復雜的問題。然而，積累與消費問題是宏觀經濟的一個重大理論問題，對中國經濟的各個方面影響較大，尤其是消費率偏低一直制約著國民經濟持續平穩發展，這也迫使經濟學界開始尋求新的方法。21世紀以來，部分經濟學家開始建立宏觀經濟模型來討論積累與消費比例問題，在個體最優化行為決策的基礎上探索合理的積累與消費比例，并把宏觀問題與個體的微觀行為結合起來，力求把復雜的、抽象的宏觀問題轉變為簡單的、具體的微觀問題。

一、積累與消費運行狀況分析

縱觀中國經濟六十多年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出積累與消費的運行呈現以下特征。

1．高積累、低消費持續存在。

新中國成立以來，高積累與低消費成為中國經濟運行的常態。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中國平均積累率為24．2%，最低積累率為22．9%，最高積累率為25．5%，這一比例在當時是較為合理的。“二五”期間，中國的積累率上升至30%以上，最高積累率為1959年的43．8%，最低積累率為1962年的10．4%，人民的生活極端貧困，經濟陷入危機之中。“三五”期間，中國的積累率平均值達到32%左右。20世紀70年代之前，雖然個別年份的積累率出現較大波動，但是基本保持在30%左右。70年代之后，中國的積累率持續走高，1970—1985年，積累率在30%～35%之間波動。1985年以后，積累率保持在35%以上，有的年份甚至超過40%。2003—2006年，資本形成率上升到40%以上，經濟發展呈現出投資拉動型的特點。其中，2004年中國的積累率為45%，消費率降到60%以下，達到歷史最低點，這一消費比率遠遠低于國際水平(21世紀初，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消費水平為80%左右，中等收入國家為74%左右，高收入國家為77%左右)。長期高積累、低消費的經濟運行態勢，不僅導致投資與消費比例的不協調發展，也使得投資過熱、內需不足、經濟增長乏力等現象長期存在。

2．波動幅度趨緩。

改革開放之前的30年，中國的積累率波動幅度較大。1957年，積累率為24．9%，1958年增至33．9%，增幅接近10%。1959年、1960年積累率繼續提高，其中，1959年為43．8%，1960年為39．6%。1961—1963年積累率大幅下降到20%以下，其中，1962年的積累率為10．4%，達到歷史最低點，比1959年下降了33．5%。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經濟的波動幅度逐漸趨緩，積累率在30%左右波動，1978—2010年波動幅度在10%之內，但是積累率仍呈現不斷上升的趨勢。

3．積累基金增長速度持續超過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

根據《中國經濟年鑒》的統計數據顯示，“二五”時期中國積累基金增速為國民收入增速的兩倍以上，即使“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間，中國積累基金總額的增長速度也比國民收入總額的增長速度高出26個百分點。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積累基金與消費基金的增長速度均超過國民收入的增長速度，20世紀90年代之后增速趨緩。

4．消費基金的增長速度由緩趨快。

新中國成立之初至70年代末期，中國勞動生產率提高了一倍多，生產有了一定的發展，然而職工的工資水平變化不大，工資增長速度緩慢，年均增長約1．5%，低于國民收入增速約4．5個百分點。福利基金的增長速度從1952年的58．7%下降到1978年的20．5%，下降約38．2個百分點。收入水平增長緩慢嚴重阻礙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同期消費水平僅增長約0．4倍。改革開放初期，消費基金總額的絕對值和相對值均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消費基金的增速也超過國民收入的增速，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較大改善，經濟活力增強，形成了積累與消費雙增長的格局，一度國民收入的使用總額超過了生產總額。20世紀90年代末期以來，中國經濟又出現了投資過度、積累增速明顯、消費基金增速放緩的發展態勢。

二、積累與消費比例關系的綜合評述

1．對積累與消費比例關系的重新審視。

積累與消費比例關系的確定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問題，依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闡述，消費率是由積累率決定的，積累率的決定沒有客觀規律。“應當根據現有的物質和力量來確定，部分地應當根據概率計算來確定，但是這些扣除無論如何根據公平原則是無法計算的。”由此可見，生產決定消費的同時又依賴消費的增長。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積累與消費存在著對抗性矛盾，只有通過周期性的經濟危機才能暫時解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積累與消費屬于人民內部矛盾，不存在對抗性，實質是正確處理人民的長遠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問題。當前，人們十分關注國民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問題，并認為勞動報酬占據國內生產總值比重過低。其實，這個問題不能孤立地討論。因為依據經濟規律，這實質上是回答積累與消費的比例關系問題，即如何合理確定兩者的比例關系。目前，為了處理好投資與消費的比例關系，需要切實提高個人收入占比，為擴大內需提供堅實的物質保障，中國政府在這一方面已經作了許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績。當然，高積累、低消費的分配格局，雖然加速了中國工業化的發展進程，為經濟建設集聚了大量的積累基金，但是消費長期受到抑制，勢必會產生一系列消極后果:中國廣大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較慢，影響人們的勞動積極性;居民的消費結構單一，消費觀念滯后;國民經濟結構發展失衡，服務業等第三產業發展嚴重滯后，產業結構不合理;國民經濟持續平穩發展隱患較多。當前，中國GDP總量躍居世界第二，具有雄厚的物質財富基礎，已經完全具備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擴大內需的條件。因此，需要努力提高廣大居民的收入水平，但是也應當防止片面性，不能完全忽視積累的作用。

2．確立積累與消費比例關系時要考慮國內外環境。

積累與消費的比例關系不能一概而論，它受到多種復雜因素的影響，必須立足國內外的實際情況靈活處理，各個時期可以有所差別，“盡力而為，量力而行”。新中國成立初期，受到帝國主義經濟上的封鎖和軍事上的包圍，中國不建立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就無法保衛勝利果實和捍衛人民主權。為了盡快擺脫經濟瓶頸，必須實施“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為了加速物質財富的積累，必須提高積累率，否則不能促進經濟的快速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不能提高，這是合理的。而在中國的經濟總量躍居世界前列之后，積累與消費的矛盾則主要表現在消費率過低，消費不足已經制約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為此，政府采取一系列舉措提高消費率，適當的縮小投資規模同樣也是合理的。著眼國際經驗，斯大林時期為了防止外敵入侵，保衛蘇維埃勝利果實，同樣采取了高積累政策，這是為了應對特殊情況的需要，是正確的。因此，在經濟發展的實踐中，確定積累與消費的比例關系時應當根據實際需要，靈活掌握。“一個時期會向積累傾斜，一個時期需要向消費傾斜，以保證經濟在總體上平穩較快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盡可能大的滿足。這種發展過程中工作重點的變動是正常現象，也是科學發展的一個本質要求。”

三、歐債危機的啟示

1．歐債危機產生的原因。

2009年12月以來，在全球金融危機造成經濟下滑的大背景下，以希臘主權債務危機為標志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正式拉開序幕。隨后受到“多米諾骨牌效應”影響，愛爾蘭、葡萄牙、意大利以及西班牙主權債務評級下降，主權債務危機全面爆發。理論界對這次危機爆發的原因給出了很多解釋:歐洲國家經濟結構失衡、金融市場結構失衡、美國次貸危機衍生結果以及歐元區國家缺乏應有的政策協調機制等。本文認為長期的高福利政策是其根本原因。1948年，英國宣布成為第一個“福利國家”。隨后，瑞典、挪威、芬蘭以及丹麥等北歐國家先后建成福利國家，實施覆蓋全體國民、“從搖籃到墳墓”、待遇均等的高福利政策，政府成為直接的責任人，承擔管理、籌資以及服務供給的全部責任，社會保障資金支出成為政府財政支出的重要組成部分。高福利制度對于需求增長、經濟發展以及社會穩定起到了促進作用，但是隨著政府保障水平的提高，政府債務負擔加重，財政持續赤字。另外，北歐國家的高福利使勞動力市場無形之中存在過高的“最低工資”標準，勞動報酬無法真正體現勞動力價值，勞動力資源價格扭曲化，企業成本提高，勞動密集型企業紛紛向勞動力價格低廉的發展中國家轉移，導致國內實體經濟規模縮小，虛擬經濟膨脹，資本不斷從利潤率低的部門轉向利潤率高的部門，從實體經濟部門流向虛擬經濟部門，經濟蘊涵大量泡沫。經濟一旦受到震動，泡沫就會破滅，債務危機以及經濟衰退就會出現。另外，為了在競選中贏得更多的選票，參選黨派大都會許諾高福利政策，以收買人心。一旦在選舉中獲勝，兌現承諾也會加重政府的債務負擔。

2．歐債危機對中國經濟轉型與發展的啟示。

(1)提高居民消費水平同時謹防過度消費。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飛速發展，創造了世界奇跡，1978—2008年30年間GDP以年均9．8%的速度增長。高速的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與出口拉動，受資源約束以及國際經濟不景氣影響，這種發展方式無法長期繼續，需要將投資與出口拉動型的經濟增長轉變為消費需求拉動型經濟增長。中國消費需求不足已是理論界的共識，長久以來，居民消費占據GDP的比重僅為30%左右，內需不足。2010年，美國居民消費比重甚至達到80%，為經濟增添了活力。因此，中國在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經濟轉型的大背景下，應當重視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努力提高居民消費水平，轉變經濟增長為消費導向型。但是，也不能忽視投資與出口的作用，一味地追求過度消費。歐債危機以后，北歐國家高消費政策對經濟增長的負面作用也應當重視。因為過度追求消費水平的提高，盲目追求眼前利益，忽略積累以及長遠利益，破壞經濟發展規律，最終必然帶來嚴重災難，不僅不能保障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還可能導致失業，使部分勞動力喪失收入來源。因此，不能盲目追求高消費，要量力而為。

(2)福利水平的提高要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

二戰后，北歐社會穩定、經濟快速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這與其長期實行的高福利制度有很大關系。中國要建設和諧社會，縮小貧富差距，保持經濟平穩快速發展，同樣需要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當前中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旨在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比如全面推進醫療改革、實現城鄉統籌發展、放寬中小城市和城鎮的戶籍限制、加快推進城鄉社會保障的覆蓋范圍、調整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三條保障線(最低工資水平、農村貧困線水平以及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等。但是，努力提高居民福利水平的同時，也應注意到歐洲高福利制度的弊端以及當前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在調整分配格局的規劃時，要確立與經濟發展水平、經濟實力相適應的福利水平，注意避免盲目向發達國家畸形高福利做法看齊乃至超越的福利超前消費。我們需要的是可以持續的、理性的符合群眾長遠利益的社會福利水平。

四、形成穩投資與擴消費的良性互動機制

依據上文分析，可以看到積累與消費的比例關系問題是一個復雜的宏觀理論問題，需要運用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分析方法，一分為二地看待和分析問題，努力形成穩投資與擴消費的良性互動機制。國際金融危機之后，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力度加大，投資與消費出現了一些新的特征。投資增長速度逐漸下降，投資結構趨向合理。2009年固定資產投資實際增長幅度為33．7%，2011年為16．2%，下降了17．5%，投資過快情況有所改變。與此同時，投資主要從基礎設施領域轉向民生環保領域、制造業以及高新技術領域。交通設施投資增長幅度從2009年的48．3%下降到2011年的1．8%，增幅減少46．5個百分點;電子信息產業增長率從2009年的6．7%上升到34．2%，提高27．5個百分點。投資拉動部門也有了較大改變。2009年投資主體主要是國有部門，民間投資疲軟。2011年，民間投資占據全部投資的62%，投資增長速度比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高出10%，民間投資代替國有部門成為投資的主要拉動力量。消費方面也出現了新的變化，消費增長先快后慢。金融危機之后，國家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刺激消費，2009年，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實際增長速度為16．9%，消費增速明顯。隨著刺激政策退出，消費心理趨穩，消費增速放緩。2011年，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實際增長速度下降為11．6%，2012年第一季度進一步下降至10．9%，但是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不斷提高。當前，受到國內外環境的影響，經濟持續增長壓力較大，必須保持適度的投資力度。中國正處在經濟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城鎮化、工業化發展的關鍵時期，基礎設施建設、技術更新、改善民生、環保等各個方面均需要大量資金投入，繼續保持適度的投資增長是必不可少的。資料顯示，近年來中國鐵路建設成就卓著，但是中國鐵路的總里程仍比不上一百年前的美國，以每個勞動力平均擁有的資本存量來看，中國為美國的8%。

由此可見，中國投資增長空間仍舊很大。因此，為了防止經濟出現大的波動，投資需求也需保持適度增長。目前，學者普遍認為中國投資率過高、消費率過低，這一問題確實是客觀存在的。但是積累率是否被高估，有待于慎重考慮。大部分學者在計算消費率時，并沒有考慮用于集體消費方面的投資，這一部分資金投入名義上是投資，實際上應當算作消費。比如政府用于公共服務方面的投資，不僅可以部分地替代居民在教育、醫療以及社保等方面的消費，而且間接地增加了居民的收入水平，促進居民其他消費增長，弱化了居民的謹慎預期，減少了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提高了即期消費傾向，有利于儲蓄轉化為居民消費，最終擴大消費支出的整體規模。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中國政府用于集體消費的投資支出總體不足，投資率即使被高估，但是程度不大。中國是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居民消費需求旺盛，但沒有得到有效發揮，受到許多因素的制約。因此，需要通過改革建立促進消費的長效機制。比如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取締非法收入以及灰色收入;建立社會救助和保障標準與物價上漲掛鉤的聯動機制，持續擴大社會保障的覆蓋范圍，把更多農村居民納入扶貧范圍;推進財政稅收體系改革，減輕居民稅收負擔，提高財政支出用于民生支出的比重等。

作者：武平平 單位：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