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權時代盲目的公眾

當今華盛頓政治中主流辯論所缺乏的是,承認利害攸關的真正議題既不是債務上限也不是經濟狀況(雖然它們也很重要),而是十分強大和危險的威權主義形式,它會對民主概念本身以及培養民主的機構組織、公眾價值觀、形成性文化和公共空間造成重大威脅。美國正處于歷史的關鍵轉折點上,極端主義勢力不僅越來越強大,而且正處于將治理模式、意識形態和政策統統革命化的過程中,割裂性政治是旨在掩蓋威權政治的更深秩序的一系列戰略之一。在沉溺于一波又一波的歷史和社會遺忘的社會里,政治學和共同體的語言更容易被盜用,或被當作武器一樣,將民主、自由、正義、社會國家等美好詞匯的任何可靠意義都掏空。阿倫達哈蒂•羅伊(ArundhatiRoy)在下面富有深刻見解的評論中抓住了該過程的反民主本質。她寫道:這種語言盜用,篡奪詞匯含義并像武器一樣使用和用它們掩蓋其與這些詞的傳統含義正好相反的真實意圖的技巧,已經成為新分配大王所取得的最精彩的戰略勝利。該戰略有助于他們把叛徒邊緣化,剝奪異議者表達批評聲音的語言,并指控他們“反進步”、“反發展”、“反改革”、甚至是“反國家利益”的家伙,反正是最大的壞蛋。要重新獲得這些被盜用的詞匯就需向世人解釋清楚,但是這些解釋在注意力分散、耐心缺乏的時代往往過于單調乏味,在言論自由已經成為窮人的奢侈品之時又顯得過于昂貴。這種語言搶劫或許成為我們毀滅的要點。

羅伊提到的這種民主破壞和為取代它而制造出來的反面烏托邦社會,可以從當前公共價值觀屈服于商業價值觀的現實中看出,民主已經墮落為可以被稱為掠奪式賭場資本主義的邏輯和價值觀,在這樣的社會,生命極其廉價,一切都可以買賣。更具體地說,每況愈下的民主肌體上,不僅出現了對民主管理發起的激烈政治攻擊,而且產生了一種語言和文化威權主義,它已經無需為自己的合法性辯護,因為它已經獲得了被視為常態的基本信仰[5];也就是說,美國人已經被浸淫在文化威權主義的教學法之中,其意識形態、價值觀、社會實踐和社會構成都不容置疑,因為它們代表了新自由主義金融秩序并為其合理性辯護。這是掠奪式的賭場資本主義,卻披上了不容置疑的普遍社會形態外衣,一種居住在意識形態的和政治的確定性圈子的社會形式,這種社會的文化實踐是把公民等同于消費者,換句話說,掠奪式資本主義已經變成了具有普遍性的倫理學,它消除了所有政治差異、其他經濟形式和對世界的反面解讀,人們似乎只能眼睜睜看著世界淪為服務于金融界和企業界精英的野蠻的經濟達爾文主義叢林。

我們從當今的干擾機制及其隱蔽的政治秩序中領略羅伯特•萊克(RobertReich)的含義。他宣稱有關財政懸崖的辯論,不僅應該涉及不平等之類更廣泛的議題,而且必須質疑和討論一些關鍵的政治問題,如權力和財富為何越來越集中在上層少數人手中,窮人和中產階級所得份額越來越少[6]。我們也在弗蘭克•里奇(FrankRich)的觀點中看到這個意思,他堅持認為主流媒體有關華盛頓陷入癱瘓的連篇累牘的辯論根本就是沒有說到點子上。里奇認為除了媒體說兩黨都應該為當今困局負責的愚蠢論證之外,還有共和黨的戰略考慮,即讓聯邦政府看起來隨時都會陷入癱瘓,這樣就可說服更多美國公民相信政府應該被拆解,把公共服務變成營利性的私人利益。事實上,最近一些批評家相信當今共和黨的極端主義本質成為任何可靠管理形式的最大障礙。托馬斯•曼(ThomasE.Mann)和諾曼•奧恩斯坦(NormanJ.Ornstein)兩位最著名的保守派評論家最近已經指出溫和派不僅被擠出共和黨,而且實際上他們“已經基本消失”。他們甚至更進一步指出:我們在從前的文章中批評了共和民主兩黨,因為我們相信這是理所應當的。但是今天,我們沒有其他選擇,只能承認問題的核心在于共和黨。該黨已經變成美國政治中“謀反的局外人”(insurgentoutlier)。他們在意識形態上采取極端立場,嘲笑妥協;罔顧對事實、證據和科學的傳統理解;對政治對手的合法性不屑一顧。當一個黨如此偏激遠離主流時,要讓政治體制建設性地應對國家的挑戰幾乎是根本不可能的。[7]小羅伯特•肯尼迪(RobertF.KennedyJr.)更進一步把共和黨及其“以企業界為中心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成員’(PACs)稱為叛徒”,他指出美國人“現在處于墮入傳統的寡頭政治的自由落體過程中,道德敗壞,偷竊成性,專橫跋扈”,若考慮到自鍍金時代以來最偏向企業界的最高法院的角色以及它在公民聯盟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中解除對企業資金介入政治選舉限制的裁決,我們可以說“在美國的民主中,有錢人的聲音最大,窮人則都是啞巴”[8]。更加激進的批評家如諾姆•喬姆斯基(No-amChomsky)、克里斯•海基斯(ChrisHedges)、謝爾頓•沃林(SheldonWolin)等人早已認識到美國的轉型,它已經從虛弱的民主國家變為精神上的威權國家。所有這些理論家都譴責了永久戰爭的經濟、公民自由的削弱、企業國家的強勢、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道德破產、企業對媒體的控制、海外的侵略戰爭罪行、懲罰性國家的興起以及日常生活越來越明顯的軍事化傾向。

在針對女性、移民、年輕人、福利國家、投票權和各種民權發起攻擊方面,共和黨已經變得越來越極端主義,但這并不暗示民主黨就占據了值得推崇的自由主義立場。相反,美國的政策現在恰恰是民主黨塑造而成的,在過去30年里,民主黨變得越來越保守,共和黨現在不過是代表了試圖抓住華盛頓權力的最極端政黨而已。雖然共和黨已經落入激進的極端主義者之手,但兩黨都“支持把危機的成本轉嫁到普通民眾身上,都支持政府救助銀行、大公司和股票市場”[9],兩黨都支持救助富人,都在執行企業游說者的指令。而且,兩黨都拋棄了把民主視為集體的公共空間活動和無條件代表個人權利、政治權利、經濟權利的觀念。奧巴馬總統及其華爾街顧問或許堅持某種虛弱的社會契約觀,但在欣然接受企業性福利國家的軍事物理學之時他們遠非自由主義者。正如克里斯•海基斯、保羅•斯特里特(PaulStreet)、諾姆•喬姆斯基、薩爾瓦多•巴伯尼斯(SalvatoreBabones)一再指出的,稱共和黨為極端主義者并不因此就掩蓋奧巴馬政府越來越明顯的威權主義傾向。比如,奧巴馬總統驅逐的移民已經比前任喬治•布什還多。他還主張將公立學校私有化,推動新自由主義的教育管理模式,削減很多重要社會服務項目的資金。他已經推行消除公共選擇的醫療保健項目,該項目與保險公司和大型醫藥公司合作。眾所周知,奧巴馬政府仍然沒有關閉關塔那摩監獄;為無正當理由的竊聽辯護;加大了采用無人機攻擊的頻率,造成許多無辜平民傷亡;支持無限期關押和批準一種“非常規引渡”(extraordina-ryrendition),即把潛在的恐怖分子綁架和運送到國外受刑①。實際上,美國的政治已經嚴重右傾,從前被認為不可思議的極端主義思想如今竟然習以為常。正如格林•格林瓦爾德(GlennGreenwald)指出的,從前被廣泛譴責為“對美國核心自由造成威脅”的東西如愛國者法案、國家支持的虐囚、暗殺、追殺名單和監督工程等已經“變成了政治文化視為理所當然的東西,人們已經把扭曲視為常態”[10]。雖然兩黨都已經放棄了民主政治的神龕,但共和黨的目標范圍更極端,更激烈地嘗試摧毀那些管理模式和公共領域,這些是充滿活力和批判性的公民生活、教育、能動性和民主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