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吳秀明 黃健 單位：浙江大學中文系

茅盾的現實主義歷史文學觀是20世紀歷史文學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長期以來，由于種種原因，它并未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據不完全統計，從1979年至今，在各類期刊上發表的有關茅盾歷史文學方面的文章只有8篇，而研究茅盾其他的（主要是小說創作）竟多達1800篇，這兩個數字形成了鮮明的反差和對比；且在已有的茅盾歷史文學研究成果中，能系統性地對其理論進行闡釋的更是鳳毛麟角。而事實上，茅盾在歷史文學藝術實踐方面也許成就比較一般，但在理論研究上卻作出了甚于魯迅、郭沫若的重要貢獻。他的歷史文學理論不僅具有很強的邏輯性和普遍的概括力，而且也為構建現代歷史文學理論作出了屬于自己的獨特貢獻。現今學術界和創作界有關歷史文學的一些基本理論、藝術規律、概念定義，其中有不少就源出于茅盾的著述特別是其代表作《關于歷史和歷史劇》。大量事實表明：在20世紀的歷史文學理論研究中，茅盾是無法繞過去的巨大存在。缺少了對他的理論的探討和總結，后人的反思與突破將很難實現。

一、體系性：確立一個不可忽略的坐標

探討茅盾的歷史文學理論，首先不能不談20世紀歷史文學理論的總體狀況。這是我們觀照和把握茅盾的一個視點。也只有在這樣一個宏觀的大背景角度契入，茅盾的歷史文學理論才能彰顯出卓爾不凡的重要意義，我們才有可能對他在這方面的學術貢獻做出較為準確客觀的評價。眾所周知，歷史文學在中國源遠流長。如果將《左傳》視為歷史文學的源頭，那么，它迄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在漫長的歲月中，也許是此種文體的特別復雜，也許是國人過于感性的思維方式的緣故，歷史文學一直未曾建立起自己恰當的理論體系。進入20世紀以后，由于西方文化思想、時代環境和新的創作實踐的影響，情況才發生了變化，人們開始從各個方面關注和重視歷史文學理論建設問題。這種關注和重視，大體經歷了以下三個階段：

一是在40年代，《戲劇春秋》雜志社在桂林舉辦了歷史劇問題座談會。茅盾、柳亞子、田漢、蔡楚生、胡風等十幾位理論家就歷史劇的真實與虛構、“古為今用”等問題進行了討論。1它第一次以會議的形式組織了眾多的名家，較為集中地討論了“五四”以來歷史劇的創作經驗和一些基本理論問題，開啟了現代歷史文學理論構建的先聲；其中諸家對歷史真實等問題的見解，即使在今天也相當使人警醒。

二是在50年代，主要圍繞《新大名府》《新天河配》等新編歷史劇、神話劇展開討論。綜觀此次爭論，一些本屬文學或學術問題被不適當地政治化了，這就使許多極富意味的問題不能得以展開，而最終只能草草收場。

三是在60年代，以郭沫若的《蔡文姬》為先聲，以吳晗的《談歷史劇》為聚焦，以《膽劍篇》《甲午海戰》等作為具體文本，何其芳、李希凡、王子野、朱寨乃至吳晗、齊燕銘、翦伯贊、范文瀾、侯外廬等眾多專家學者，就歷史與文學的關系、細節真實與本質真實、歷史劇的現代化、歷史劇的命名等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論爭。規模之大、范圍之廣、參加人數之眾多、討論之深入，都大大超過了以往。這是20世紀歷史文學發展史上最具學術水平和品格的一次討論。不少紛繁復雜、歧義疊出的理論問題，通過這次討論也程度不同地得到了解蔽，甚至獲得了共識（如歷史文學真實性中的有關“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統一”的觀點）。

在上述三次討論中，茅盾僅參加了第三次討論，且只發表了一篇文章，即連載于《文學評論》1961第5、6期上的《關于歷史和歷史劇》這篇九萬字的長文。但由于借鑒吸納了前人及現代眾多學者有關歷史文學的研究成果，加之視野開闊，學養深厚，又融入了自己長期以來有關這方面的思考，因而，顯得內涵豐沛，帶有總結性的意義。它標志著我國的歷史文學理論從原先零碎松散的經驗表述上升為較系統嚴謹的推理論證。茅盾這篇長文與眾不同之處，則在于他將原有較為感性而又零散的問題理性化、系統化了，并以此為基礎初步構建了一套現代的歷史文學理論體系。茅盾的這套理論，內涵相當豐富。如果剔除其個別不論，就其主體和本質而言，我們以為可作如下概括：這就是建立在歷史文學獨特的審美屬性基礎上的“歷史觀”、“今用說”、“真實論”、“虛構說”。這四個板塊或曰子系統，它們在現實主義理論統領下彼此之間既相對獨立、各具功能，合在一起又遂成一個互為關聯的系統，相當完整地表達了茅盾對歷史文學“是什么”、“怎么樣”、“應該怎樣”等有關問題的現實主義式的深刻思考。如果說“歷史觀”、“今用說”、“虛構說”是他主體理論的精神內核、生命動力和審美價值的話，那么“真實論”便是支撐其整體構架的阿基米德點。他較之魯迅、郭沫若等其他不少理論家，往往更強調藝術與生活的關系，強調史實的本源意義，對歷史文學的外部關系和外在描寫方面，如古代具體的生活環境、階級關系、意識形態、世俗民情等，都給予了足夠重視。

在中外文學理論發展史上，歷史文學研究向來是一個弱項。大多數的研究都是一些隨機性的穎悟，少有真正的具有理論品位的體系性的構建。包括擅長理論體系性建構并在這方面作出較大貢獻的黑格爾、別林斯基、盧卡契，也不能完全幸免。他們或由于心力和積累所致，對歷史文學只是點到為止，其理論的虛蹈和泛化是顯而易見的；或因為簡單和僵硬的思維局限，在具體闡述時過于偏向時代社會政治，造成理論不應有的概念和單調。相比之下，茅盾的成就就顯得益發難能可貴。他的體系性的構建和構建的體系性，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在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嬗變后已逐步走向理性和成熟，而開始具備了現代性的品格。這也可看做是茅盾對中國乃至世界歷史文學的一個貢獻。

二、歷史觀：對人民主體性的開拓

歷史觀是指人們對社會歷史的根本觀點及總的看法，是世界觀的組成部分。在歷史文學理論研究中，歷史觀實際上反映了研究主體的價值觀、社會主流話語的權力指向等。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意識形態及理論體系中，歷史觀也呈現出不同的內涵。而就20世紀歷史文學研究來說，大致可分為“人的歷史觀”和“人民的歷史觀”兩種。茅盾屬于后者，他的觀念取向突出表現在對于人民主體性的認同和贊肯上，重視他們群體的、階級的、共同的歷史內涵及其巨大的影響力。它十分契合毛澤東有關人民創造歷史的歷史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2帶有明顯的理性、理想化的特點。大家知道，我國傳統歷史文學的主體或主角多為帝王將相。而茅盾基于對歷史動力、歷史本質的認識和理解，則提出了人民是歷史主體的命題。在《關于歷史和歷史劇》中，他就是據此肯定了60年代初創作的許多臥薪嘗膽劇本，并把它當做比舊劇“高出了不知多少倍”的重要的“優點”之一。認為它們盡管存在一些簡單粗糙、生硬笨拙乃至人為拔高的問題，但畢竟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突出描寫了人民的力量”，3揭示了歷史的本質，體現了現代歷史文學應有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