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模式的核心是什么?

　　從微觀的角度來看，人們并沒有很好地理解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河”這句話的含義。中國的改革是有目標的。目標就是“過河”，就是要搞市場經濟，搞市場經濟這個方向非常明確。但要怎么樣走向市場經濟呢?這就要“摸著石頭”了，方法是“摸著石頭”，目標是“過河”。政治上也是這樣的，鄧小平也強調過，政治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民主。但社會主義民主是怎樣的一個東西呢?又如何實現社會主義民主呢?這同樣要依靠“摸著石頭”的方式。

　　從歷史理解中國模式

　　中國模式更需要從宏觀的角度來看。人們感覺到光看30年改革開放看中國模式不清楚。講中國模式還需要講改革開放前的30年。有人甚至說，這60年也看不清楚，需要再往前推30年。的確如此，如果不從大歷史來看中國模式，就既不知道有無中國模式，更不知道中國模式是什么。說中國模式，強調的是“中國的”，是中國文明的當代體現。如果光從改革開放后而產生的一些新的制度因素來看中國模式，就會不得要領。相反，認識中國模式就是要考察中國文明是如何容納和接受新的制度因素的。

　　從大歷史的角度來看中國模式，就不難發現這個模式的存在及其主要內涵。盡管中國模式表現在方方面面，但其核心是中國特有的政治經濟模式，這兩方面互相關聯，互相強化。中國的成就是因為這個模式，而這個模式中的很多因素如果失去平衡，又可導致模式的危機和衰落。

　　在經濟方面，中國是混合經濟模式。在這個模式里，國有部門和非國有部門、政府與市場要保持平衡。一旦失去平衡，危機就會接踵而至。世界上哪里也找不到像中國那樣的一個經濟模式，在那么長的歷史時期里，總有一個很強大的國有部門，國家對關鍵的經濟領域起著直接的作用。國有部門承擔著國家的很多功能，包括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對付隨時發生的各種各樣的危機、平衡市場的力量等等。這些在漢代的《鹽鐵論》里面講得很清楚，歷朝歷代也都實踐著這些理論。國家的這種經濟功能在西方是找不到的。一些人總把國有部門和毛澤東時代的計劃經濟聯系起來，這不是大歷史的看法。毛澤東只是把歷史上早就存在的國家的作用推向了極端。

　　很多人都用西方的經濟模式來衡量中國經濟模式，似乎西方經濟模式就是中國的改革目標。但如果中國可以變成西方，那么就沒有中國模式了。大家說中國是轉型經濟，就是從計劃經濟轉型到市場經濟，從國有到私營經濟。這就沒有看到中國模式的本質。正是因為中國有個強大的國有部門，像西方那樣的私有化在中國不會發生。從歷史上看，私有經濟或者民營經濟在中國一直是存在著的，但中國絕對不可能走到像西方的那種完全私有化的地步。好多經濟學家，一說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是私有化。這脫離中國的現實。中國的經濟只有一部分是私有化。全面的國有化和全面的私有化都不是中國經濟的常態，混合經濟模式才是中國經濟的常態。解決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問題，只能在承認這個常態的前提下去尋找。

　　但混合經濟經常失去均衡。經常的現象是，當國有部門和政府占據絕對主導地位時，非國有部門和市場空間受擠壓，發揮不了正常作用的時候，危機就會產生。和中國比較，西方的經濟危機，則發生在當看不見的手完全主導了經濟活動，而政府的“看得見的手”不能有效規制市場的時候。

　　在經濟上討論中國模式還好一些，一旦到了政治領域，就變得非常困難，也非常敏感。實際上，如果不看中國的政治模式，就很難理解中國的經濟模式;甚至可以說，中國的經濟模式是中國政治模式的產物。但討論政治模式好像一直是個禁區。西方很多人專注于批評中國政治，而中國學者本身也往往對自身的政治體制信心不足。

　　中國政治的特有傳統

　　政治上，西方是民主模式，講的是多黨制，三權分立。中國政治在發生變化，也在不同的制度方面、在不同程度上接受和容納民主因素，利益多元化和利益代表也在發生變化。但不管怎樣變化，中國沒有也不會變到西方那樣的模式。

　　那么，中國政治模式的特點在哪里?從大歷史看，也能夠回答這個問題。自近代和西方接觸以來，中國也曾經嘗試西方式的制度，但失敗了。之后，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戰爭和革命過程中，傳統的皇權慢慢地轉型到了具有現代性的黨權。不難發現，傳統皇權和現代黨權有很多共同之處，例如皇權和黨權都是中國社會的整合力量，都是中國大一統文化的政治表現，都是賢人政治(meritocracy)的制度承載。但是，黨權具有現代因素，傳統皇權則沒有。皇權只可邊緣化，不可民主化;黨權則不然。黨權既是現代中央集權制度的基礎，但也可以實現民主化。

　　西方的政治模式，往往是通過把政治問題外部化來加以解決，因此有反對黨和反對力量的存在;中國則不然。無論是傳統的皇權還是現代黨權，都是通過開放政治過程，把外部問題內部化來求得問題的解決。黨權是中國政治的核心，不理解黨權，就很難理解中國政治。

　　歷史地看，這兩種模式，每一個模式都有它的優勢，也有它的劣勢。在西方，以多黨政治為核心的民主，是經過數百年之久才演變成為今天的樣子。在社會經濟發展平衡的國家，西方式民主能夠運作良好。盡管是多黨輪流執政，但從政策層面看，往往呈現一黨的特征。這主要是因為西方存在著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無論哪一個政黨執政，都要照顧到這個中產階級的利益。人們常說，西方的政黨整合了社會力量;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的中產階級整合了西方的政黨，是中產階級制約著政黨政治的極端化。如果從發展中社會看多黨政治的分化功能，這一點尤其明顯。在發展中社會，因為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低下，社會分化嚴重，中產階級弱小，甚至不存在，一旦實行多黨政治，政黨就變成為了分化社會的力量。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到處都可以找到這樣的例子。

　　在傳統中國，政治過程也是相當開放的。盡管皇權屬于皇帝，但治權(或者相權)是向社會開放的，并且是高度制度化(官僚化)的。歷史表明，治權越開放，國家治理就越有效。相反，當治權不夠開放，皇權與治權的關系又處理不好的時候，就要發生政治危機。黨權也具有這個特征。有效的治理取決于黨權的有效開放，向社會各個階層、各種利益的開放。同時，治權的有效性，取決于制度化和專業化。

　　和其他任何模式一樣，中國模式也在演進和演變過程中。在全球化時代，模式的變革動力更為強大。因為成為世界體系的一部分，中國模式和其他模式的互動更為頻繁，或者主動地向其它模式學習，或者被動地受其它模式的影響。從這個角度來說，各種模式有趨同的趨勢。但是趨同不會變成同一。中國模式在受其它各種模式影響的同時，保持自身的特色，并且是通過變化而保持自身的本體。其它模式也是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