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模式的改進

　　要真正認識中國模式，就必須知道中國模式的缺陷在哪里。我們已經討論了作為中國模式核心的中國政治和經濟體制。如何改進中國模式?關鍵是要找到中國政治和經濟體制的弊端之所在。政治和經濟體制的弊端得到糾正，依附于政治經濟體制上的其它缺陷，才不至于對模式本身造成致命的影響。

　　從經濟體制來說，中國存在一個比較強大的國有部門，這有它的好處，可以有效提供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公共工程，應付重大的危機和平衡市場等。但如果國有部門占有了絕對的優勢地位，加上政府對市場干預太過的時候，這一模式的劣勢就會出現。任何東西走過了頭就不行了。西方的模式，個人主義走過頭也不行。西方模式的缺陷，無論是上世紀30年代的經濟危機，還是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機，主要是所有的關鍵金融領域被私人所掌握和控制，政府沒有足夠的干預能力，在監控不嚴的情況下，市場被私人所操控，就出現了問題。中國呢?中國模式的缺陷就是一旦國家和政府占了絕對的壟斷地位，以致市場作用不能發揮，就會出現問題。換句話說，如果國家主義走過了頭，也要產生經濟危機。

　　那么如何改進模式呢?我們已經論說過，全盤私有化并非中國現實的選擇。中國問題的解決方式需要從中國內部來尋找。改進模式的方法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是不同的。從目前中國存在的“國進民退”、“國富民窮”和經濟發展優先、社會發展滯后的情況看，模式的改進就是要尋求各個方面的平衡點。

　　政府的角色定位要清楚

　　首先，要回答國有部門的邊界在哪里的問題。國有部門要有個邊界。國有部門不能無限地發展，不可以無限地去侵犯非國有部門的領域。要讓兩個領域保持相對平衡的空間，容許它們互相競爭。國有和非國有兩者部門之間的公平競爭很重要。

　　其次，政府和市場各自的職能和領域，應該搞清楚。政府可以在哪些領域發揮作用，哪些領域政府應當發揮作用但是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哪些它應該退出來的地方它沒有退出來，這些問題都要弄清楚。像社會改革，社會保障，醫療保險，教育，環保等社會政策領域，政府顯然都還做得不夠。

　　再次，要在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之間找到平衡點。中國領導層提出的“和諧社會”，目標很好，但這個目標和所使用的實際手段則是完全脫節的。政府只有經濟政策，而社會政策貧窮不堪。在很多場合，都是用經濟政策取代了社會政策。舉個例子，要建立和諧社會，就要進行一系列社會改革，比如社會保障、醫療衛生、教育、住房等等。在所有國家，這些方面都是需要國家大力投入，但中國則不然。這些本來需要國家大力投入的領域，往往成為暴富的領域。在社會政策沒有確立的情況下，往往是通過犧牲社會的方法來謀求經濟的高速發展。這樣就使得中國社會陷入了一個惡性循環：經濟發展越快，社會被破壞得越厲害;社會越脆弱，經濟發展越不可持續。

　　更為重要的是要改變國富民窮的情況。這種情況不改變，各級政府就會演變成學界所說的掠奪性政府。扶貧、提高勞動收入、改變產業結構(如鼓勵發展中小型企業)、稅收制度改革等等，都可以改變國富民窮的情況，實現社會公平。一個公平的社會才是一個穩定的社會，政府也才具有高度的合法統治能力。

　　政治上也是一樣。改革開放時代，中國在政治上的成功源于開放。過去為什么成功?因為形成了一種比較開放的政治過程，政治過程向社會階層和利益開放，先向農民開放，后向城市居民開放，向各級部門開放，向各級政府開放。政治的開放性造就了改革的巨大的動力。現在政治改革為什么變得那么困難了呢?原因很簡單，是因為政治過程的開放力度又不夠了。政治領域如果開放度不夠，就容易產生既得利益集團，而既得利益則必然阻礙進一步的改革。

　　如何繼續推進改革?關鍵在于繼續的開放。在政治領域，1990年代中期之后向民營企業家開放，這是應當的，因為新的社會群體產生了，就要把它納入政治過程之中，以擴大執政黨的社會基礎。但問題是，在這個過程中，也不能忽視其它的社會群體。在經濟部門，商會組織變得越來越強大。但工會呢?如果工會的力量得不到發展，那么和企業主的組織相比較，工人就會處于弱勢地位。弱勢群體，比如說農民，也應當容許他們組織起來。在經濟上強勢的群體組織起來、參與政治的情況下，如果不容許弱勢群體組織起來，那么兩者就要失去平衡。執政黨和政府應當起到很大的作用，保持強勢社會群體和弱勢社會群體之間的均衡，這樣社會才會穩定，秩序才能得到保障。

　　開放創造新的利益去推進改革

　　現在的情況是，越想改革，來自體制的障礙就越大。就是想改革一個制度，但是所做的結果卻在更大程度上破壞了這個制度，而不是制度創新。問題的根源在哪里?鄧小平提倡“摸著石頭過河”，但現在就沒有這樣的人物敢去摸石頭。現在每推出一個政策，利益集團就把這個政策當作謀取私利的一個工具，每改一次利益集團就剝削老百姓一次。就像房改，房價是越改越高。本意是好的，但是每改一次就為利益集團提供一個機會賺大錢。其它方面的改革如醫療和教育也是這樣。無論怎樣的改革議程，一旦被利益集團所挾持，那么就會背道而馳。

　　鄧小平的確是個偉人。當時就有很多的既得利益阻礙改革，所以他一開始不去觸動既得利益，而是去開創新的利益，利用新的利益克服舊的利益。城市改革艱難，就先改革農村。國企改革很困難，就先不去改國企，而是去找國企之外找，成長出一個非國有部門來。這就是開放的經濟過程。結果產生了巨大的新的利益，用新的利益去克服舊的利益。這就是鄧小平成功的地方。現在開放程度不夠了，那些在改革開放中扮演很大角色的新的利益，已經變成既得利益了，這些既得利益不想進一步開放了。

　　在沒有政治強人的情況下，如何實現中國模式的改進呢?唯一的出路是政治的開放性。在保持政治開放性方面，可以向其他國家學習。西方國家，大多通過多黨制來實現這個目標的。但多黨制并不是唯一的方法，還有其他促使政治保持開放的方法。比如新加坡，盡管一直是一黨獨大，但一直保證著這個制度的開放性。只有開放才能對政治過程保持壓力，一旦封閉起來，就自我腐敗。中國的執政黨已經從自身的歷史和蘇聯、東歐的變革歷史中學到了非常多的教訓。執政黨自身如何保持永恒的開放?這永遠會是最嚴峻的挑戰。但很顯然，如果要避免自我腐敗，避免來自社會的激進變革，執政黨就必須直面這個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