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幾年，“國學”一詞似乎被人請上神壇又推進溝壑，“大師”一詞給人幾多崇敬又幾多迷惘。

由央視《百家講壇》走出書齋、走進百姓生活的清史專家閻崇年，因校注的《康熙順天府志》身陷“懸賞門”，他以“一字疏誤視作羞、一句錯斷引為恥”自勉，并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挑出一個錯，獎金一千元”。孰料山西大學副教授白平竟先后發現該書“錯誤”690處，要求獲得獎金69萬元。

曾被譽為“國學奇才”的18歲少年孫見坤被報道10年間閱讀了2000本古籍，但出名總是伴隨著質疑，關于其文章抄襲的批評也越來越多，一波三折、高潮迭起的“破格錄取”也一度沸沸揚揚。

人們不禁要問“國學”怎么了？學術究竟是束之高閣的典籍，還是名利雙收的工具？學者在其中應該擔當什么責任以及如何擔當，這個問題不容小覷。

我們不妨簡單回頭看看，前些年，隨著傳統文化熱潮的興起，《百家講壇》《文化中國》等一系列節目受到老百姓的推崇和喜愛。

很多原來在書齋里搞學術的學者走進電視、網絡、報刊，甚至紛紛“親自”走向全國各地去宣講，以自己的所學、所研究、所獲得，向百姓普及中國的歷史、文化、思想，這些都是很好的事情，是值得我們慶幸和欣慰的。

但是伴隨著這些學者走向媒體、走向大眾，問題也接踵而來。

第一，我們很多的學者滿天飛，再也沉不下心來研究什么，天天在外開講，早就顧不上做學術還需堅持嚴謹之風，文化知識的普及更應嚴謹。

因為年代久遠，我們的祖先總結并流傳下來的很多智慧、思想、文化已經隨歷史的流逝一同模糊在時空的深遠處。

如果沒有科學嚴謹的態度和務實的學風，很容易把傳統中一些精髓的東西從歷史淵源中割裂開來。

胡適和顧頡剛說過，“大凡一種學說，絕不是憑空從天上掉下來的”，“古今學術思想的進化只是一整然的活動……新的呈現，定然為舊的吸引而出，斷不會憑空無因而至。”中國的文化及其思想的發展具有很強的歷史繼承性，而且自古以來，中國對文化的傳承與研究都非常注重保存歷史的本來面目，比如說中國很早以前就有重視訓詁的先例。

《左傳》即有“夫文，止戈為武”“、故文，反正為乏”、“于文，皿蟲為蠱”等訓詁文字。東漢鄭玄、馬融、許慎等古文大家先后殫精竭慮，以訓詁方法遍注五經。至宋代，朱熹將“格物致知”闡釋為“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發展到清代有了樸學。到了近代，更是有了“整理國故運動”。如胡適所言“，整治國故，必須以漢還漢，以魏晉還魏晉，以唐還唐，以宋還宋，以明還明，以清還清；以古文還古文家，以今文還今文家；以程朱還程朱，以陸王還陸王……各還它一個本來面目，然后評判各代各家各人的義理是非，不還它們的本來面目，則多誣古人。不評判它們的是非，則多誤今人。”我們做學術是為了挖掘其思想，有利于其傳承，所以在挖掘其思想之前，必須弄清楚其本來面目應該是怎樣。我想，這是我們學術研究者的本分、職責，也應該是我們的良心。

第二，“食古不化”或“食而不化”也不是我們學問人的理想與追求，學者還應該走出書齋，尋找適當的形勢和時機，將學術普及于眾。

在當代，我們不乏學術做得非常嚴謹、成果累累、依然故我的杰出學者，更不乏學術研究平平甚至根本不值一提的所謂“學術明星”，他們在媒體中叱咤風云，在老百姓中粉絲甚眾。

前者在拼命研究傳統的時候，忘記自己作為一個學者，還有經世、教育、普及的職責。后者在拼命普及中國傳統的時候，忘記了自己首先應該是個學者，應該嚴謹求實，而不是信手拈來、且拾且傳。

中國的傳統文化并非“穿上西裝就很儒家，穿上休閑裝就很道家”這么簡單。

西裝和休閑裝是西方的東西，孔老夫子、老子生活的年代，連西方都還沒有這些服裝。

所以有時候缺乏嚴謹的治學精神很荒唐，雖然普及了知識，但是卻在人們心目中種下了錯誤理念的種子。而我們另一些學者對這些卻嗤之以鼻或不聞不問，繼續坐在自己的書齋里，做著一種孤芳自賞或者在一個很小的圈子里自娛自樂的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