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斯塔夫馬勒，是一位杰出的奧地利作曲家及指揮家，共寫了十部交響曲、四部樂隊伴奏的聲樂套曲、一部清唱劇及五首歌曲。馬勒自己曾說過：“我的時代會到來的。”這個預言在他逝世的半個世紀后神奇地應驗了，馬勒音樂的開始被人們追捧，聽眾們從馬勒高度個性化的音樂語言中感受到新奇，馬勒音樂的偉大和藝術價值得到了世人的公認。

指揮家瓦爾特曾如此評價到：“馬勒作品的最高價值不在于它通過引人注目、大膽、冒險或怪誕等顯示出來的新奇，而在于這種新奇被融入到優(yōu)美的、充滿靈感的、深刻的音樂之中，在于這種音樂高度的藝術創(chuàng)造性和深厚的人性內涵所具有的永久價值。這一切使之在今日仍充滿生命力，并擁有美好的未來。”

交響性套曲《大地之歌》是馬勒采用了七首中國唐詩的德文版作為歌詞，在西方音樂史上是絕無僅有的。馬勒的交響曲在形式上的特點有構思宏偉，規(guī)模龐大。他繼承了維也納古典交響樂的傳統(tǒng)，作品現象十分地鮮明，此外他的交響曲加入了人聲合唱，這一舉措大大地豐富了交響樂的表現力，對二十世紀音樂的發(fā)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馬勒是后期浪漫主義音樂家中非常獨特的一個作曲家，他的一生始終貫穿著頹廢與死亡氣息。由于這種十分厭世的思想造成了馬勒作品中一種夢魘般的氣息。在馬勒創(chuàng)作《大地之歌》的時間里，據他的妻子回憶到：“那段時間里我們對什么都充滿恐懼，對任何事物都十分謹慎，他要時不時地讓我傾聽他的心跳聲是否還在，是否還是穩(wěn)定的。”可知，馬勒的這種神經質般的緊張與懷疑的情緒，促使他在《大地之歌》這部偉大的作品中表達了他對生命、對痛苦與死亡的許多詭異虛無的情緒。

筆者一直認為馬勒的音樂是任何時代都沒辦法被世人真正地理解，并不是他同時代的人對他的冷漠。馬勒的個性十分詭異，在頹廢中對死亡既充滿恐懼感又無法去擺脫這種折磨。這種個性事實上不可能讓更多人去理解他，但如果簡單地把他看作是一位消極的作曲家是無法真正理解馬勒的。馬勒后來收到世人追捧是因為災難、戰(zhàn)爭等等的不幸使人們從他的音樂中感受到那種與之符合的情緒。馬勒不像貝多芬能“扼住命運的咽喉”，他身上擁有著許多藝術家的“自我折磨”的傾向，在本質上他是一個厭世主義者，內心對現實充滿著對現實近乎本能的厭惡。他似乎與柴可夫斯基有點相似，憂郁且對苦痛的感知一直侵蝕著他的靈魂。

馬勒用自己的交響曲來記錄下他的痛苦、他的不幸，在他幾乎所有的交響曲中，表現出來的痛苦如同一場噩夢一般吞噬著他。

心理學家榮格說過：“痛苦是被自身的感知所引發(fā)的一種過去強烈的自虐情緒。”可以知道，一個感受能力淡然的人也許永生無法體驗感受馬勒痛苦的深度。馬勒的音樂與莫扎特、貝多芬相比起來大概似乎不現實的，他的個性促使其音樂既無法達到優(yōu)雅寧靜，也無法達到愉悅歡樂。

馬勒在《大地之歌》中它厭世、逃避的情緒達到了極致。據說馬勒的女兒患病夭折，使生性悲觀的馬勒更加厭世。為了擺脫精神的重創(chuàng)，馬勒與他的妻子到奧地利的小村莊居住，在此他讀到了德國作家漢斯翻譯的唐詩《中國之笛》萌發(fā)了創(chuàng)作的念頭。

馬勒的頹喪情緒和對人生的失望是馬勒被人們所注意的地方。馬勒的交響曲音樂織體厚重，編制龐大，常會爆發(fā)出一種聲嘶力竭的吶喊。他更多的是宣泄，這是他喜歡用規(guī)模龐大的管弦樂編制的原因。馬勒選了中國唐代詩人李白、孟浩然、王維等人的七首詩歌，寫下了六個樂章加入人聲的杰作。在《大地之歌》中馬勒只用男高音與女中音獨唱，體現了孤獨的境界。馬勒曾問指揮家瓦爾特說：“人們可以忍受得了嗎？它會讓聽眾產生厭世的情緒嗎？”雖然事實上并不會如馬勒所說的那樣，但是音樂中那反復吟詠的消極情緒的確讓人壓抑的難受。

馬勒的作品歷來有許多不同的解釋。從內容結構上說，他的作品要比其他古典樂派或浪漫樂派作曲家要復雜許多。表現馬勒的作品不適合太悲愁，更不適合過于冷淡。在馬勒的音樂中，其實有一種溫暖的因素在，比如《第八交響曲》中表現出的神性色彩，似乎在痛苦中見到上帝內心愉悅澎湃。馬勒的音樂在表達絕望中常會有一絲的陽光，猶如升入天堂面對上帝時的感覺，這必須是一個有著虔誠信仰的人才能開啟的智慧。馬勒是個虔誠的人，所以在音樂面前他才會顯得如此無所適從，才會在思想靈魂中靠近上帝，傾聽上帝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