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蛇》的一開頭就是人蛇相遇的場景。在飲完水后，蛇“呆滯地盯著我，就像一頭喝水的牲口，/從嘴里輕輕地彈出雙叉舌頭，深思了一會兒，/又俯身去喝了一點”。蛇的神情竟然是“呆滯”的，全然不像西方傳統文化中所描繪的那樣邪惡、恐怖、具有攻擊性。“雙叉舌頭”似乎暗含著一絲危險，然而“深思了一會兒”后，發現這個人似乎沒有想要傷害它，于是又開始喝水。這樣的一段擬人化寫法將一條毫無攻擊性的、似乎還傻得可愛的蛇展現在讀者眼前。然而，這個安寧祥和的場景很快就被破壞，蛇和人和諧共處的圖畫頃刻之間被撕毀，原因不在于蛇，而在于以詩人為代表的人類。“我身上的聲音說道，假若你是個男子漢，/你就該抓起棍棒，把他打斷，把他打死”。陳紅認為這個聲音就是詩人的社會性自我，事實上就是西方文化中有關蛇的傳統觀念。圣經中，蛇就是魔鬼撒旦的化身，引誘人類始祖亞當和夏娃偷吃禁果，導致了人類的墮落，所以人類一直都把蛇看成是邪惡的動物。然而，“我非常喜歡他，/我格外高興地看到他安靜地來到這兒作客，/…用不著道謝，回到大地軀體內其他燃燒的大腸中間”。詩人的本能自我是與社會性自我相對立的，不但沒有仇視憎惡蛇，將它看作比人低等的動物，反而非常喜歡它，還將它尊為客人，很明顯，詩人在這里將蛇看成自己的同類，二者都應該同等地生活在這個世界上，應當互相尊重和愛護。在詩歌的最后，蛇被進一步比擬成了“一個皇帝，一個流放中的皇帝”，而且認為該到了給他加冕的時刻了。詩人的本能自我最終戰勝了他的社會性自我。勞倫斯在此贊美了蛇所代表的大自然的神秘力量，正如他在《和平的現實》一文中所說的那樣：“因為蛇也是上帝創造的，他有權利存在，他本身具有美麗真實的東西……”

擬物論是指把人當作物，把甲物當作乙物，或把抽象概念當作物體來寫。比如，“咱老實，才有惡霸，咱們敢動刀，惡霸就得夾著尾巴跑”。惡霸被比作了夾著尾巴跑的動物。“這些閃電的影子，在大海里蜿蜒游動，一晃就消失了”。閃電的影子被比擬成蜿蜒游動的一條條火蛇。勞倫斯在詩歌中大量使用擬物論手法，他試圖借這種修辭手法來傳達人與自然萬物相通的生態觀念。讓我們先來看看幼龜的甲背吧：“在幼龜活生生的背甲上，生命和計算者開著玩笑；/生命設立的第一塊永久性數學刻寫板，/并非在石頭上，像JudeanLord,或在青銅上，/而是在活生生掩蔽?活生生如玫瑰的龜殼上。”幼龜的甲背在詩人的眼里成了上帝用來傳達旨意的數學刻寫板，而且美妙神奇，活生生地如同玫瑰花那樣炫目。幼龜竟然成了上帝的信使，而不是一直高傲自大、貶低其他生物的人類。上帝的旨意和構思刻在了幼龜的甲背上，這是對人類中心說的顛覆和解構。

在詩歌《連根拔起》中，勞倫斯這樣寫道：“抱怨孤獨的人一定失去了什么東西，失去了與活生生宇宙的聯系，失去了他們的生命之流，如同切斷根脈的植株，他們在哭喊”。與宇宙、自然失去聯系的人被比擬成了切斷根脈的植株。人與自然的聯系已經被破壞，而要重建這種“與活生生宇宙的聯系”，勞倫斯則寄希望于血性意識的回歸，人類的原始欲望的釋放。同樣地，在詩歌《杏花》中，干枯的杏枝被比成“生銹的鋼鐵”，然而，這鋼鐵卻可以在春天重新綻放出美麗的杏花。詩人在這里盛贊大自然的輪回，呼吁人類要善待自然，與自然和諧共處。在《無用之物》中，詩人甚至表示“對自我已經厭倦”，希望自己就是“啟開而又關閉的星星”，“溫柔的風”亦或是“腳下黑黝黝的草兒”，勞倫斯要與自然融為一體的生態思想可見一斑。

生態主義實質上具有解構意義，它是以批判工業文明為其宗旨的。在科技主義和物質主義盛行、人類精神極度異化、環境遭到巨大破壞的今天，眾多文學家和思想家表現出了對人類生存現狀的憂慮，并因此展開了對科技和工業文明的批判，這恰恰與生態主義的解構是不謀而合的，勞倫斯就是其中的一員。這首詩質樸無華，言簡意賅，然而正因為此遭到不少抨擊，被認為寫得過于隨便。但是勞倫斯則寧愿他的作品原始粗糙，也不愿意寫那些散發悲哀氣味的?美麗的，但卻是死亡了的東西。該詩用簡潔清晰的語言向我們展示了一個工業高度發達然而人們精神遭受摧殘壓抑的英國形象。隨著現代化運動在世界的節節取勝，人與自然之間的精神紐帶卻斷裂開來，人與自然徹底疏離了。人被機器包圍，自身也和機器似乎沒有什么兩樣，失去了應有的活力。這正是剛剛跨入20世紀門檻，失去信仰，對未來失去希望的西方社會的真實寫照。勞倫斯在詩歌中描寫了當時英國農村的荒涼景象:“在平坦的街道上/紅色的新房子像植物般迅速拔起/在它們四角方方的陰影里/淺紅色的牧草雜亂叢生。”這與艾略特在《荒原》第一節《死者的葬儀》中描繪的景象頗為相似：“四月是最殘忍的一個月，荒地上/長著丁香，把回憶和欲望/摻和在一起，又讓春雨/催促那些遲鈍的根芽。/冬天使我們溫暖，大地/給助人遺忘的雪覆蓋著，又叫/枯干的球根提供少許生命”。令人吃驚的是，詩人竟然沒有用一個優美的詞來描繪本該春意盎然的四月。春天出現在人們眼前的卻是荒地，遲鈍的根芽，到處覆蓋的雪和枯干的球根。很明顯，環境已經遭到了人為的破壞，詩中的生存環境讓人堪憂。《蚊子知道》一詩中，蚊子“只會填飽肚皮，/不把我的血存入銀行”。詩人認為蚊子不像人類一樣貪得無厭，吸血只是為了生存，相比之下，被人類當作害蟲的蚊子卻要高尚得多。在這首詩中，勞倫斯對資產階級的貪得無厭進行了犀利的諷刺和批判，呼吁人類應該向這些動物學習，減少自己的物質欲望，因為貪婪的欲望也是造成自然資源枯竭的原因之一，正如勞倫斯在《新房子，新家具》中所言：“東西越多，愈重這包袱”。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家庭的破裂以及健康的惡化都徹底摧毀了勞倫斯對人類所抱有的信念，他在《末日審判》中寫道：“我們的時代將近了結，一個輪回走到了盡頭……大道寂滅”。在《被召回西方去的靈魂》中，他把批判的矛頭指向英國社會：“我認為英格蘭布滿了墳墓，/它布滿了女人的墳墓”。勞倫斯認為現代文明已經陷入了深刻的危機，現代社會的高度機械化和高度組織化，使人的人格扭曲，人性異化。正如他在《死亡并不邪惡，機械才是邪惡》這首詩中寫的那樣，“你應開始旋轉在令人厭惡的自我之軸/一堆無須徘徊地行走著的灰色的廢物/一架本身空無所有的機器/一個邪惡的世界之靈的中心。”勞倫斯表達了對機械生存的世界所感到的悲傷、憤怒、無奈和絕望，傳達了對人類異化困境的擔憂和對人類命運與前途的深邃思考。

勞倫斯詩歌中的生死輪回也具有生態主義的思想因素，具有深刻的生態內涵。叔本華說過：“從肉體上看，我們有肉體的生命，不過是一再拖延的死亡，這死亡，便是與生命既對立又統一的死亡。死亡是自然生命的一部分，是毀滅舊的自我，開創新的自我的凈化器。”同樣地，勞倫斯也認為死亡并不意味著生命的終結，反而是生命延續的一種形式，是通向新生的必由之路：“當我們死去的時候，就像雨滴重新落回大海，我們重新落回到廣袤無序、閃閃發亮的生命之洋中，我們稱之為上帝。作為個體我們是消失了，但是作為整體我們依然存在。”生命與死亡因果循環，這一切都符合自然規律，也是勞倫斯試圖在其詩歌中表達的人生哲理。死亡是宇宙生命取得平衡的一個必要條件，如果只有生沒有死，地球就會人滿為患，不堪重負，最終也會因為資源耗竭而帶來人類的死亡；只有有生有死，地球才能維持生態平衡，生命才能得以維系。這種死亡與再生的觀念在勞倫斯的詩歌中多次得到了體現。

在《死亡之歌》中，勞倫斯這樣寫道：“唱起死亡之歌，哦，唱起來吧！/因為沒有死亡之歌，生命之歌就會/變得愚蠢，沒有活力”。在《不死鳥》中，詩人表達了“不死鳥要想恢復青春”，只有通過“燃燒自己”的生死觀。詩人借助鳳凰表現了他對死后復生的期盼。在《死亡的歡樂》中，詩人相信“經過無比痛苦的死亡體驗，便會出現生后的歡樂”，“我會高興，在死亡的黑暗陽光之中”，并且想象著自己“在死亡的黑暗陽光中綻放”，最后期待著“生后的輕風把我們親吻成人性的花朵”。在《靈船》中，秋天的蘋果掉到地上腐爛后會釋放出種子重獲新生。人死之后，靈魂也會逃離軀殼，因此，要“造起你的靈船”，“通往湮滅的黑暗”，最后，“殘酷的黎明從湮滅中，/返回到了人生”。死亡帶來的黑暗能夠吞噬人的軀體，但卻同樣能蕩滌人的靈魂，從而實現人的再生。詩人在此表現了自己對死亡的期盼以及對新的自我的強烈渴求。

在《巴伐利亞的龍膽》中，勞倫斯借助冥王普路托和冥后珀爾塞福涅的神話傳說，描繪了一個人的靈魂走向陰曹地府擁抱黑暗和死亡的經歷。“遞給我一支龍膽，遞給我一個火炬，/讓我用這花叉狀的藍色火炬引導自己/走向更暗更暗的臺階/……，方才，從多霧的九月里走出/……黑暗在黑暗中蘇醒過來……包容在普路托雙臂的更深的黑暗之中，/并被濃密幽暗的激情射穿，/……發射黑暗遮蔽失落的新娘及其新郎”。在勞倫斯看來，陰間不但不可怕，反而卻是新娘和新郎的居所，充滿幸福和甜蜜。如同珀爾塞福涅會重返人間一樣，經歷了死亡洗禮的人類也會再度獲得新生。

無論是人與自然的關系亦或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都可以從勞倫斯的詩歌中感受到。勞倫斯清楚地看到如果人類一味為了發展工業文明，無止境地掠奪自然，人類必將受到應有的懲罰。勞倫斯前瞻性的生態倫理思想是對人類中心主義的強烈批判。在生態危機四伏的當下語境中來重讀這位生態預言家的詩歌，了解他的生態思想，就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

本文作者：李洪青、譚錦文 單位：云南師范大學商學院、安徽建筑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