鄺其照于《字典集成》的編纂過程中，最具創見力的其實并不是第一部分的“字典”，而是第二部分的“雜字”。與第一部分“字典”的正文結構不同，作為編者，鄺其照于“雜字”部分無需以羅馬字音順序排列，也不用過于小心地取舍前人字典中的釋義條目，面對的是一個較大的文本創作空間。雖說此類早期中英語匯辭書中的條目主題分類法可能普遍受到傳統通書類著作的影響，然通觀鄺其照字典中“雜字”所涉之內容，著實能夠體現出十九世紀中后期通商口岸中外文化接觸的語詞軌跡。本文通過梳理鄺其照1868年初版《字典集成》的文本寫作背景，并進一步分析其作品中“雜字”部分的語匯價值及與1875、1887年兩個修訂版本之間的關系，力圖剖析此第一本中國人編寫的英漢字典的歷史實用價值。

鄺其照《字典集成》初版的歷史背景

1863年，清廷在上海開設廣方言館，意在培養會通外語，識洋務時局之青年。然而，上海開埠后的二三十年間，英語主要還是以一種洋涇浜口語的方式在商人和通事群體中傳播。除了原先即通曉一些洋涇浜英語的廣東籍商人買辦之外，上海洋場中較早接觸和使用英語的還有部分來自江浙一帶的通事。這可以從當時印行的洋涇浜詞匯手冊的編寫體例中看出，如1860年的《英話注解》以寧波話注音，原底本《英話》則以粵音出之。十九世紀后期，相對正規的英語亦進入到上海這一移民城市的語言場域，然而由于傳播群體主要還是局限在中國商人、買辦及洋行職員中間，并未形成系統的學問形態，仍為配合商貿之需的一種語言工具。與此同時，各類私立英語學校及夜校、補習班等也應運而生。以1873～1882十間年的《申報》為例，由洋人授課的語言補習學校的廣告已頻頻登載，一些學校日夜兼備，為洋行職員加開小灶。還有一些學校不僅教授英語，另兼有算學，地理，簿記等課程，可見英語在當時并不是單一存在的課堂學問，而多與商業目的相結合。⑧

這種多方糅雜的“實用”之英語形態于上海“十里洋場”的中外貿易中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如二十世紀初的一竹枝詞所記，“英文夜館遍春申，造就洋商傳話人。”⑨然而，作為中外語言接觸的基本介質，英語通過怎樣的途徑流傳于通商口岸的普通民眾及新型知識階層，仍是今天研究英語傳播史的主要問題。就編寫字典、辭書這一相對正規的學習途徑來看，除了當時已有歐美傳教士為學習漢語所編的若干種語言工具書之外，幾乎沒有中國本土人士能夠勝任這項工作。英語學習已然成為時事所趨，如此，重印或改編外國人撰寫的字典便成為一時補救之法。如倫敦會在上海的印刷所于1865年重印馬禮遜的《五車韻府》時這樣說道:“在重印馬禮遜《字典》的第二部分時，我們主要考慮是為了填補出版的空缺。當學習(正規英語)的中國學生越來越多時，這類著作也就顯得日益短缺。”⑩這一方面可以映證清廷開設同文館與廣方言館之后，國人學習英語便不再流于“洋涇浜”層面。同時，這與新興買辦階層及洋行的中國職員們對正規英語的日益需求也是相符合的———這些人如果僅靠翻閱洋涇浜英語手冊里的“三字語”、“四字語”詞組，是很難將各類貿易稅單、商業通信等準確譯成英文的。

結合這樣的歷史背景來看，鄺其照1868年所著《字典集成》，即第一種由中國人自己編寫的英漢字典，具有一定的歷史意義。初版的發行地點雖不在上海，不過差不多十年以后在上海便出現了鄺氏字典的石印本。字典的第三版即1887年的《華英字典集成》更是一再重印，影響了晚清不少知識分子對外語新詞與西方知識的認識。1899年商務印書館主持編寫英漢字典，即請顏惠慶等人在鄺其照《華英字典集成》的基礎上“增益二萬余字”，收詞4萬，名為《商務書館華英字典》(CommercialPress’EnglishandChineseDictionary)，1903年該字典還重訂再版，成為清末影響面最大的外語字典。

有關鄺其照早年的生平經歷，因近年來學界的一些新發現，特別是不久前公開的鄺氏玄孫SamWong提供的信件材料，得以面目一新。鄺其照(1836—卒年不詳)，字蓉階，或作“容階”，初名“全福”，廣東新寧(今臺山縣)人。根據內田教授所編年譜，稱鄺在15歲時因不想成為一個本地農民而繼續學業并學習英語，同時在兄長鄺其安于珠江南岸的一家商店中幫助經營絲綢、亞麻和駝絨的生意。平時他注重收集英語單詞和短語，非常注意英語發音，一到晚上便認真記下白天所聽到的單詞，在旁邊標注他自己獨特的發音符號。約于1862年在香港中央書院(HongKong’sCentralSchool)接受了一段時間的英語教育，之后在香港開了數年藥店，并赴澳大利亞經營草藥的運輸生意，賺得一筆財富后回國。

1868年，鄺其照通過香港DeSouzaCo．印行了他的第一本字典名《字典集成》(EnglishandChineseLexicon)，封面上注明“粵東鄺全福選著”。這是一本長寬為19.5×12.5厘米的四百多頁小型字典，紙張略微凹凸粗糙。主要分三個部分:一、字典正文，收錄約八千個單詞，英漢對照，以羅馬abc為序，326頁;二、“雜字”，乃漢英對照，內容以主題分類，66頁，所收項目有天文、地理、時令、雜貨、藥材、玉石、五金、茶、酒，還包括文房四寶、船上什物、早茶食物、爬蟲與魚類、九族親誼、身體、百病類、官職類等共計50項。三、“華英句語”，主要是有關起居、外出、用餐、貿易等日常的情景會話，先出中文句子(含不少廣東俚語)，對應以正規的英語表達。這部分雖然短小，僅24頁，卻基本能夠涵蓋通商口岸的日常生活以及對外貿易中的一些語用細節。在第二和第三部分中間，夾有3頁“粵東俗字注解”，是為了配合字典中出現的粵東俗字而專門添加的官話對照釋義，特別是針對“華英句語”部分。該字典的銷路應當不錯，據鄺本人在1887年重訂本《華英字典集成》的英文序言中提到，“1868年出版的這本小型英漢字典，……發行量出乎意料的大，充分顯示了人們對這類讀物的需求和喜愛。”?

鄺其照并沒有夸大他早年的成就。1879年，上海點石齋首次以照相石印法印行的兩部中英文對照字典中，一本即是根據鄺1875年的修訂版《字典集成》而制成的縮印本，名為《華英字典》，得到了讀者的不少好評，以致“購者接踵而來，見者夸不絕口。”???石印袖珍本字典的出現多與十九世紀后期通商口岸的英語學習需求與出版市場有關。石印本成本低廉，大大降低了字典的價格;袖珍本便于攜帶，也是當時英語為“實用”旨意服務的佐證。序言中，出版者說明了作此石印本的原委:本齋初見英國墨黑先生三十五年前所著華英字典一冊而愛之，繼思攜帶之書必仿袖珍式樣，方便舟車攜帶。……繼而又見粵東鄺容階先生已為重印，內并稍添他人字典，板較明晰，因即取付手民用照相石印之法縮成一小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