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凱 單位：上海師范大學

國外已有很多歐洲中世紀大學史和邏輯學史的研究成果，國內的研究也日益增多，但將兩者結合起來進行研究的成果只是分散于相關著作中。不將兩者結合起來研究，既無法說明理性主義思想①在歐洲中世紀大學學問中的核心地位，也無法認清邏輯學在中世紀發展的環境因素和西方近代科學興起的背景。

一大學產生前夕邏輯學在高級教育中地位的提高

古代晚期基督教會逐步接受了“自由七藝”②(以下簡稱“七藝”)作為教育的基礎內容，邏輯學漸受重視。奧古斯丁有專門的邏輯學著作———《邏輯學原理》流傳。由于馬爾蒂亞努斯(MartianusCapella)、波依修斯(Boethius)、卡西奧德魯斯(Cassiodorus)、伊西多爾(Isidore)等人為挽救文化而做的努力，亞里士多德邏輯學的一些內容得以流傳到中世紀。但邏輯學在中世紀早期的教育中是不受重視的。當時教育的主要任務是培養官員和教士，教育的主要內容是語法和修辭。邏輯學處于非常次要的地位，③更很少見到在其他學科中的應用。從加洛林文藝復興到11、12世紀，一批文化中心的教育活動逐漸超越訓練讀寫的水平，向更高級的學問研究邁進，邏輯學的地位很快凸顯出來。薩萊諾的醫學、博洛尼亞的法學、法國北部的神學和邏輯學、以沙特爾和奧爾良為中心的拉丁文學迅速發展，初具高級學問的雛形。邏輯學使論證合理化、使學科知識系統化的工具性作用顯現出來，因而受到重視。在唯實論和唯名論的辯論中，各方無不訴諸邏輯學的鋒芒。憑借邏輯學，在巴黎聲名鵲起的阿伯拉爾(PeterAbelard)與眾多權威辯論并取勝，吸引了來自歐洲各地的學生。①如果說他將“是否合理”作為檢驗各種觀點的標準，那么邏輯學便是他追求合理的利器。他在《是與否》中將對立的神學觀點和理由列出，以激發讀者的懷疑精神，“雖然在書中他明顯傾向于使矛盾的解決符合權威的觀點，但這些在正統觀點所掩蓋下的結論無法掩蓋他這種方法的自由性。這種方法激發了好奇的心靈，支持了邏輯學的統治地位，這樣結果也就通過張揚對理性的信心而解放了理性，通過強調論證的過程而挑戰了權威，盡管他沒有直接贊頌理性而蔑視權威”。②

《是與否》所采取的是一種稍顯激進的經院方法(scholasticmethod)。經院方法是將對立的觀點列出，經邏輯分析和論證，再將這些觀點加以調和，得出符合權威的結論。這種方法強調理性與權威的結合，在中世紀廣泛用于對各科材料的整理和評注。11、12世紀大學形成的過程也是許多學科由分散的初級學問向系統的高級學問發展的過程。博洛尼亞的法學家詳盡注釋了“查士丁尼法典”，總結出從最普遍到最具體的一系列理論，找出矛盾并進行調和。這種方法應用于法律研究，民法學才得以形成系統。同時，教會法學誕生的標志———《格雷蒂安教令集》，更鮮明地采取了經院方法，將繁雜而矛盾的教令匯編起來，形成系統的理論體系。③神學的系統化有賴于阿伯拉爾的學生彼得•隆巴德的著作《四箴言書》。他吸收老師的方法，列出教會權威們對立的神學觀點，進行分析。與其師不同的是，他將這些觀點悉數調和，以符合正統。薩萊諾的醫學家對醫學文獻也采取了類似的處理。④以邏輯學為核心的經院方法的流行，刺激了“七藝”中邏輯學地位的提高，導致了語法地位的降低，以奧爾良為代表的語法學術中心衰弱了，而以巴黎為代表的邏輯學中心地位日盛。⑤同時邏輯學與語法學開始相互滲透，一方面使傳統的文學韻味濃厚的語法學變為純理論的語法學，另一方面促進了中世紀邏輯學對語言的重視，導致詞項邏輯等一系列新成果的出現。哈斯金斯對邏輯學的興盛扼殺了正在復興的拉丁古典文學之事深感惋惜，⑥但從整個學術發展看，對邏輯學的尊崇是重大的進步。當然，對邏輯學單純的迷戀，也帶來一些問題。索爾茲伯里的約翰(JohnofSalisbury)曾游學歐洲，先在巴黎學習邏輯學等學問，后又在歐洲其他地方學習，重返巴黎后，看到往日的同學仍終日在邏輯學上冥思苦想，感到吃驚又好笑。他并不反對學習邏輯學，但作為工具的邏輯學只是學習其他學科的工具，不能本末倒置。⑦這一弊端在大學時代得到了克服。

二邏輯學在大學教育中的基礎性地位與演繹推理的盛行

約1200年大學產生后，邏輯學地位進一步提高，并在大學教育中被確立為基礎學科。這主要表現為:邏輯學成為大學基礎學科中最重要的課程，并向各高級學院⑧全面滲透。

大學的基礎學科是在藝學院(FacultyofLiberalArts)教授的，其內容為更加深化和豐富的“七藝”和“三哲學”，即自然哲學、倫理學和形而上學，而藝學院的課程又以邏輯學為基礎。在牛津大學和巴黎大學，藝學院的學生需要約4年時間獲得“學士學位”，所學課程中邏輯學占了絕大部分，而且還頻繁地練習邏輯辯論，學生能否通過邏輯辯論是獲得學位的關鍵之一。在攻讀“碩士學位”或“博士學位”階段，①學生除了繼續學習三哲學外，便是持續不斷的邏輯辯論訓練，并開設邏輯學講座(作為低年級學生的選修課)。②邏輯學是巴黎大學的招牌學科之一，其藝學院對邏輯學的重視自不待言，即使在以自然科學和數學聞名的牛津大學藝學院，1268年規定的藝學學士必修課中，邏輯學的著作也占了絕大部分。③中世紀大學在早期發展中課程和學習時間的安排尚不易考察，但從中世紀晚期更成熟的大學課程安排中可發現其特點。在1420年埃爾福特大學(ErfurtUniversity)的一個藝學院教師的文集里，保存了藝學院的課程表，學士學位攻讀者所必修的22門課程中，有17門是關于邏輯學的，另外5門分別是關于語法、修辭、自然哲學和天文學的:從1412年埃爾福特大學規章中所規定的藝學院各課程所需時間上看，邏輯學類課程占到總學習時間的一半以上。⑤類似情形也出現在萊比錫大學1499年到1522年的規章中。⑥邏輯學在大學中獲得了重要地位，同時其工具性作用得到充分體現，避免了索爾茲伯里的約翰在12世紀所揭示的弊端。原因何在呢?這得從大學各科教師使用的講義———評注(commentar-y)———的發展談起。這種評注是對相關學科權威著作的評析。13世紀早期的評注仍是對文本進行劃分并解釋疑難，稱為“誦讀式評注”(lectio-commentary)，這種評注似有照本宣科之嫌。13世紀后期發展出兩種新型評注:一種是“語句分析式評注”(sententia-commentary)，它在“誦讀式評注”的基礎上，對文本的分析更加細微，同時增加了需要討論以澄清的問題;另一種是“問題式評注”(question-commentary)。它丟棄了注釋，只是辯論與文本相關(甚至超出文本)的問題并加以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