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吳延枝     單位：合肥學院建筑工程系

一、面臨的困惑

1.大學的目標是什么

有學者曾總結中國高等教育中的六大困惑,提出“中國大學的目標是什么?是上各種排行榜嗎?是短期內加入世界一流大學嗎?”[1]這反映了中國大學作為實施高等教育的主陣地,在“適應”和“緊跟”時代的進程中,恰恰模糊了自身的根本職責,出現了“浮躁”。美國著名教育家杜威在《民主主義與教育》一書中,提出“教育即生長”的概念。他認為,“‘教育即生長’意味著教育是一個不斷改造、不斷開拓、不斷轉化的過程”[2]。而近些年,我國高等教育“嫁接”的痕跡卻屢見不鮮。實施一項教改措施,就“必然”或“必須”在短期內“卓有成效”。這種單一的正對應關系是在“排行榜”上占有一席之位的有效保證,而且,只要上了“排行榜”,就會有“靠山”,有政策支持,有項目和經費,有好的辦學條件和優等生源。為了“排行榜”上的進位,許多大學變著花樣擴大規模,抬高形象、推出各種招牌舉措。武漢大學前校長顧海良曾經預測“未來十年部分高校將面臨破產危機”[2],這并非危言聳聽。隨著高等教育的大眾化,大學生就業結果與社會期望差距加大,當家庭投資得不到理想回報時,必然會減小投資,投資將歸于理性。部分高校將面臨破產,這已經成為教育界的一種共識。目前各類高校“大躍進”式發展,不遺余力地“搶抓機遇”,也正是為了爭取榜上有名,享有優先發展的特權。這是為保證自己不被淘汰、不被開除出局的應急措施和辦法。

2.大學教育的根本職責何在

實際上,“大學”與“大學教育”是兩個概念。“大學”實體的存在狀態并不完全等同于“大學教育”,“破產”涉及的是“大學”生存問題,教育則是一個相對平穩持續發展的過程。教育的成效具有隱蔽性和滯后性特點,不可能通過現有“指標”完全概括。“大學教育”或許會在“部分高校破產”的同時,能夠真正回歸根本責任,或許會迎來一個更加協調的發展契機。然而在當前,“排行榜”卻代表著教育主管部門乃至社會對該“大學”及其教育水平的權威性仲裁,這種仲裁往往以“表象”代表“實質”,以“大學”的實體代表“大學教育”,用“物質”去衡量“精神”。正是由于這種“千帆競發,百舸爭流”的情勢,各高校意識到“適者生存”的大道理,為了長遠發展,所以不得不強化“大學”的實體,而弱化“大學教育”的實質內涵。忽略大學教育的根本職責,過度關注“排行榜”,這與政策的強烈刺激不無關系。

3.如何認知大學與社會的關系

當前的大學教育正處于一段特殊的社會發展歷史進程中,“政治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和信息網絡化”趨勢明顯[4],急功近利思想滲透社會各個行業。在與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子系統的“適應”中,教育必然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有一些是“磨合”過程中的問題,是社會大環境綜合影響的結果,是教育單方面難以解決的問題。盡管如此,實行收費教育以來的大學以其特有的“服務”意識,竭盡所能地“適應”著社會的方方面面。為了完成“畢業學生”向“社會人”的快速轉化,很多大學留出最后一個學期,讓學生提前進入社會去尋找實習和就業機會,甚至有些大學還在醞釀留出一年時間。這種把“果子”提前摘下來催生早熟的通用做法,在短期內的確能緩沖大學生的就業壓力,滿足一些社會行業對大學畢業生拿來就能用的需要。然而,這種做法無疑會逆向波及學生在校期間的學習心態,造成學習心理上的浮躁,影響他們的專業學習。在就業形勢嚴峻的時候,不少大學又提出了“創業教育”,加大對學生的能力培養,提倡“實踐能力”、“合作能力”、“創新能力”。幾乎是社會需要什么專業,大學就設置什么專業;社會需要什么能力,大學就重點培養什么能力;社會遇到什么問題,大學就努力解決什么問題。高等教育對社會的單向同步跟進,雖然表明了大學主動“適應”和“服務”社會的誠懇態度,但也可能有悖于教育發展的自身規律,甚至割裂學生培養過程的系統性,使教育體系內部出現漏洞。

二、導致困惑的原因

1.功利主義盛行,缺乏長遠規劃

為滿足社會及大學自身多層次的功利要求,大學教育一直在改革,而這種改革的共同特點基本可以概括為:形式上的擴張。校舍建筑、占地面積在擴張,學生的課程數、課時量也在無序擴張。某些專業大學生課時數平均達到每周30多節,還不包括其他的課外活動、實驗及第二課堂。近些年隨著課程設置的調整,學科的系統性被打破,課程間缺乏必要連接與相互支撐,課程體系龐雜、知識結構松散,有些專業已看不出自身特色。在這種情勢下,學生上課疲于應付,課下也無力鉆研。在學生實踐能力培養方面,因社會行業接受不暢或因組織上重重困難,導致很多實踐課時荒廢。在學生的能力培養方面,也沒有考慮學生能力提升的邏輯順序,不把學生的能力培養合理科學地融入教學及考評測試之中,一味走外延拓展的路子,重視一項能力就增設一門課程,或增加一項活動,頭痛醫頭,腳疼醫腳,不考慮學生的精力分配,也不合理規劃學生的教育實效。正如有學者提出的,“功利主義思想以及多元文化的沖擊和影響,有損現階段我國大學教育的核心使命和神圣職責”[5]。

2.大學教育組織管理及實施過程缺乏明確的“向心力”

教育學理論表明,教育是培養人的社會活動。作為人類重要社會活動之一的教育,具有鮮明的目的性,教育既體現社會教育目的,又體現個人教育目的。“社會教育目的要求教育為一定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及其發展服務,個人的教育目的則要求教育為個人全面發展以及未來幸福生活的目標服務。教育的社會目的與個人目的是相互聯系的,它們共同組成完整的教育目的整體”[6]。教育的對象是學生,教育目的必須通過學生的素質提高和全面發展來實現,大學各項組織管理工作應以“學生”為中心形成明確強大的教育向心力。“管理”服務于“教學”,“教學”服務于“學生”。近些年,許多大學由于過度關注外顯形象,各出奇招,推行一項又一項改革舉措,在轟轟烈烈的教育教學改革中,一些傳統務實的教育組織管理形式及實施辦法因見效緩慢而被廢棄;而對一些場面上的工作,如政策部門的教育檢查、調研及高等教育教學評估等工作,卻毫不懈怠地傾注全力,甚至有時候不惜放下教學,讓師生參與到“迎評”“迎估”中去。“學生”似乎不再是教育的中心,而是教育管理領域里的最基層,大學要顯示哪方面成績,學生就必須在這些方面加大努力,取得耀眼的成績。教育管理和實施環節非但沒有明確指向“學生”,反而形成了由內向外、由下向上發散的“浮托力”。在這種“浮托力”的作用下,大學中很大一部分能量無效耗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