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Habermas）為了研究關于交往的一般理論，對于交往的媒介與條件──語言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在1976年發表的《什么是普遍語用學》一文中指出：“普遍語用學的任務是確定并重建關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條件。”即確立“交往行為的一般假設前提，以促成主體間的相互理解”。①他認為，言語行為是以理解為目的的，相互理解以取得共識，達到認同為旨歸。為了確立可能理解的普遍條件，他提出了凡是參與言語交往行為的人所必須遵循的四項基本要求，即對于言語的可理解性、真實性、真誠性和正確性的要求。這四種有效性要求缺一不可。

二、比較文學研究中的障礙

只有參與言語行為的人才能夠相互理解、共享知識、彼此信任、互相認同，才能形成主體之間的認同和協調。因此，我們可以認為，中西文學對話過程中所發生的一系列偏頗與失誤，都是由于忽視了上述某種有效性要求而造成的。概括地說，當前主要有以下三種障礙值得我們認真地分析。

（一）文化客觀主義

持這種主張的人自認為能夠對西方文化作出全面和準確地領會，他們也期望西方人同等地對待中國文化。對文化交流中出現的任何誤解和誤讀，他們都橫加指責。他們主張有一個客觀現實的世界的存在，這個世界不依賴于我們而存在，并且具有我們能夠洞悉的確定的本質和屬性。“外在”（客體）的東西被假定為獨立于“我們”（主體），知識是在主體正確地反映并呈現了客觀實在時所得到的。因此，在文化客觀主義的認識論中，我們得到的是一種主─客體的認知模式，換言之，自我與他者之間存在著一種目的論的主─客體關系。這樣一種關系無疑與交往理論所追求的主體之間的雙向的交流和選擇的關系背道而馳。

（二）文化中心論

如果說在文化客觀主義中作祟的是主體性，那么，左右文化中心主義的則是人類（自我）中心論。這在現代西方社會具體表現為西方文化中心主義。對于這種“主義”的揭露和批判由來已久，至尼采為一大轉折。到了當代，德里達（Derrida）在《人的終結》一文中將其看成是已消逝的神話。但是目前學術界仍有兩種傾向值得提防，一種是自愿地接受西方文化話語的控制；另一種則認為西方中心已成為歷史，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也該讓我們嘗嘗“中心”的滋味。然而，這兩種傾向都有損于中西文化之間進行建設性的對話。因為，就語用學而言，任何一方持有中心論的觀點，他都無法真誠地表達其意向，讓對方欣然地接受他。

（三）文化相對主義

19世紀末20世紀初，文化相對主義思潮在英國興起，其主要觀點是認為土著地區有其獨特的文化特性。該理論的核心人物美國人類學家梅爾維爾•赫斯科維茨（MelvilleHerskovits）認為，文化相對主義的核心是尊重差別并要求相互尊重。它強調多種生活方式的價值，這種強調以尋求理解與和諧共處為目的，而不去批判甚至摧毀那些與自己原有文化不相吻合的東西。簡單地說，就是承認并尊重不同的文化，并在平等的基礎上交流。表面上看，文化相對主義頗具說服力，但實際并非如此。文化作為人類的一種創造，作為人類生存與發展的方式，是相對性和絕對性的統一。在實際過程中我們不應該走極端，把對話雙方完全隔離開來，導致絕對意義上的文化相對主義或極端文化相對主義。

總而言之，以上三種主義的表達不具備可領會性，使對話雙方不是落于主—客體的關系中，就是處于游離狀態，無法真正達到相互理解和達成共識的目的。

三、對話理論

對話理論作為一種文學理論概念是由前蘇聯文學批評家巴赫金（Bakhtin）提出的。從1920年的《審美活動中的作者與主人公》，1935年的《小說話語》，到1961年的《論陀斯妥耶夫斯基一書的改寫》，經過逐步的補充、深化和拓展，他建立起了自己的對話理論體系，這是他哲學思想在文論中的具體體現。他指出：“一切莫不都歸結于對話，歸結于對話式的對立，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對話才是目的。單一的聲音，什么也結束不了，什么也解決不了。兩個聲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條件，生存的最低條件。”②換言之，相對與包容是對話主義的基本立場，他性與差異是對話主義的基本條件，互補與創新是對話主義的最終目的。在比較文學研究的語境下，對話理論的意義在于：作為比較文學研究的一種操作方法，它是一種話語形式，即用“非我的”和“他者的”眼光來看待所研究的對象，把不同民族的文學視為各自獨立的、各具特色的、相互平等的、能夠展開對話的雙方，破除一切形式的中心主義，促進當今世界的文化發展，最終實現各民族文化之間的友好交流。

四、文化對話———跨越比較文學研究中的障礙

那么，我們該運用何種理論才能跨越比較文學研究中的障礙呢？在比較文學的研究中，對話理論是絕對必要的。巴赫金（Bakhtin）認為，一般說來，文化在定型的時期，基本上由統一的“獨白話語”所支配，而轉型時期的標志就是“獨白話語”的中心地位的解體和語言雜多局面的鼎盛。也就是說，各類語言和文化在轉型時期只有通過互相對話與交流，才能同時共存。雖然對話不能完全消除東西方文化的差異，也不能徹底地取締東西方文化之間的沖突，但是，對話能夠幫助我們采用商談的形式，來對待這種差異或沖突，從而克服民族的片面性和時代的局限性，最終通過對話達成相互了解。具體而言，在比較文學的研究中，只有進行跨時代、跨學科、跨文化的研究，才能沖破一切人為的界限，在各種邊緣的重疊交合之中，在不同文化的人們的視野融合的基礎上，尋求新的發展突破口，創造出新的未來。

五、結語

總而言之，我們正在從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時代，逐步走向一個相互理解、平等交往和對話的時代。比較文學的未來發展需要建立在平等對話的基礎上，在比較文學的研究中，我們要克服以上三種障礙的影響，就要以平等的態度去對待各種不同的語言與文化，主動地把他者作為主體來看待，并設身處地地去理解另一個自我，然后在“我們”這個集合中尋求共同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