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模式”為何引起世界爭論?

　　海內外，人們對“中國模式”都存在著高度政治化的認知錯覺和幻覺。在西方，圍繞著“中國模式”，人們可以看到三種不同但又互相關聯的觀點。

　　第一種是人們所說的“捧殺派”，就是對“中國模式”大加贊揚，一些人甚至認為“中國模式”不久就要取代西方模式古在“捧殺派”內，人們“捧殺”中國的出發點不同。很多商界的人一直看好“中國模式”，因為他們本身的利益和中國相關。也有一些人的確希望中國能夠發展出一個和西方不同的模式。這些人往往對西方模式已經失去了信心，而中國這些年來的高速發展，給了這些人一個希望。

　　與“捧殺派”相對的是“‘中國模式’威脅派”。 “威脅派”不僅看到了“中國模式”的存在，更看到了“中國模式”對西方的長遠影響。這些人看到中國經過數十年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成就，但同時發現中國的發展并沒有根據西方的邏輯，也沒有朝著西方人所希望的方向。相反，中國形成了自己的發展模式，而這個模式已經頗具競爭力。 “威脅派”中的一些人，更是把“中國模式”提高到價值論的高度，認為“中國模式”所表達的就是一種和西方不同的價值，不僅對西方價值構成競爭，且說不定會取代西方價值。

　　和“捧殺派”與“威脅派”不同，西方很多人并不承認“中國模式”的存在，我們可以稱他們持有“‘中國模式’不定論”。這些人大多看到中國發展所包含的種種問題和制約因素，不認為中國已經形成一種可以稱之為“模式”的東西，也不相信中國的發展模式可以持續。也有一些人是在意識形態上敵視中國，他們希望中國解體和崩潰。在這些人看來，中國根本不配產生一個模式。

　　討論被高度政治化

　　理性而言， “中國模式”是客觀存在的。就像是蓋房子，房子蓋好了肯定有個模式。問題在于如何看待和評價這所房子?這里既可以用比較科學和客觀的方法來研究有關這所房子的諸多問題：這所房子是怎樣的?如何蓋成的?為什么會蓋成這樣而不是那樣?這所房子是否根基牢固?如何改進?等等。但也可以用“審美”的角度來看待這所房子。如果是后者，那么政治化和道德化等傾向性就變得不可避免。很可惜的是，到目前為止，、人們對待“中國模式”問題大多是從“審美”的角度進行的。對客觀存在的“中國模式”沒有什么認識，對其“審美”的評論倒是不計其數。

　　有些人不承認或者貶低“中國模式”，是因為他們把模式看作一個非常理想的東西。這也不符合歷史觀。在社會領域，任何一個模式都有其優勢也有其不足，根本就不存在一個百分之百的理想模式。任何模式都具有歷史性。

　　“中國模式”是客觀的，任何一個國家的人、任何一種文化的人都有權利去看，去解釋這個模式。中國人和西方人都有權利去看這個模式。正因為這樣，東西方之間對中國模式的爭論永遠不會停止。就像對西方民主一樣，東方人經常以自己的觀點去看西方的民主模式，他們所得出的結論，跟西方人看自己的民主模式是很不一樣的。

　　重要的是，要把客觀存在的“中國模式”和對這一模式的“審美”趣味區分開來。過分“審美”就會導致過分的政治化或者道德化。

　　“中國模式”急需改進

　　對中國本身來說， “中國模式”既然已經存在，那么重要的是要回答“我是誰”的問題，就是回答“中國模式”到底是什么的問題。這個任務已經變得很重要。就內部來說，越來越多的中國民眾，對中國本身是什么樣的一個國家的認識，已經變得越來越模糊。

　　就外部來說， “中國模式”涉及的是中國的國際認同問題。無論是傳統的還是目前流行的各種意識形態，已經無助于向國際社會解釋“我是誰”的問題。這個問題的模糊性也是國際社會對中國發展“不確定性”的重要來源。同樣，這種“確定性”只能來自于對“中國模式”的客觀認知。進而，如果不能回答“我是誰”的問題，中國在國際社會的軟實力更無從談起。

　　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模式”的改進問題。不承認“中國模式”的存在，只能導致對這個模式所包含的缺陷的忽視或者漠視。只有承認了“中國模式”的客觀存在，才能對這個模式加以認真地研究，找到其不足的地方，加以改進。而事實上，如何改進“中國模式”，是中國目前所面臨的最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