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風”背景下英國中產階級生活方式探究

　　[摘 要]英國著名女作家簡·奧斯丁一生創作了多部對后世頗有影響力的優秀作品。她的作品主要反映 18 世紀末 19 世紀初英國中產階級的日常生活。在她細膩的筆觸下，其作品時常出現帶有 “中國風”的事物，呈現出鮮明的異域風格。這些事物的出現并非偶然，而是時代背景的反映，是英國中產階級生活的真實寫照。

　　魏雷; 胡玉明， 長春師范大學學報 發表時間：2021-07-20

　　[關鍵詞]奧斯丁; 中國風; 中產階級

　　作為生活于 18 世紀末 19 世紀初的英國女作家，簡·奧斯丁創作的小說主要反映那個時期英國資產階級的日常生活，被一些評論家認為“散發著歷史遙遠感”[1]19。評論家認為，正是這種歷史疏離感，召喚讀者借助奧斯丁的作品追溯英國民族主義形成的那個時代[1]17-18。奧斯丁的小說雖沒有直接提及英國工業革命的洗禮和拿破侖戰爭的沖擊，但她在作品中對人物生活和社交活動的詳細描述，折射出當時社會階層的流動和英國中產階級的民族感。本文從奧斯丁作品中的中國印記出發，以奧斯丁小說描述的主要階級———中產階級為研究對象，探究這一時期“中國風”對英國中產階級社會活動的影響。

　　一、簡·奧斯丁作品中的中產階級欣賞“中國風”的深層原因

　　奧斯丁出生于鄉紳家庭，其小說靈感多源于自身日常生活，因此她的小說多反映周圍人的社會活動。奧斯丁接觸的階層主要處于社會中段，“包括貴族、鄉紳和工商業中產階級，偶爾也有更低層次的人物”[2]。而 18 世紀末 19 世紀初的英國正處于社會階層重構階段，社會的流動為貴族時代朝著民主時代順利過渡提供了保證。重商主義和工業革命推動了中產階級的迅速崛起，鄉紳、富商以及專業人士成為這一新興階級的中流砥柱，因此這一階級有重教育、重收入、重聲望、重消費等特點，渴望獲得社會認同。財富結構決定了沒落的上層社會成員與努力的下層社會成員在社會變革進程中調整位置。追隨上層社會的中產階級在效仿貴族的過程中不斷地進行自我提升，不僅刺激了國內需求，拉動了英國的經濟增長，而且其對物質時尚的追求和風雅的娛樂方式滿足了中產階級對“甜蜜的家”的構想[3]。這一時期英國中產階級的努力為 19 世紀后期英國的經濟壯大以及自身發展提供了社會和經濟基礎。因此，遠道而來的中國高雅器件，如茶葉、瓷器、精美家具等，成為中產階級追逐生活情致、體現自身身份的最好標的。

　　“中國風”( Chinoiserie) 一詞源于法語，此詞及其概念在 20 世紀中后期才被正式提出。在 18 世紀的英國人眼里，“中國風”以中國茶葉、中國瓷器、中國家具等物件，甚至園林設計為標志，這些內容給當時英國民眾的日常生活帶來了具有異國情調的味覺和視覺沖擊。隨著新航線的開辟，這種沖擊力越來越強，在 18 世紀中葉達到高潮。當時有英國報紙聲稱: “什么東西都是中國式的或帶中國味道的”[4]。作為一個對周遭生活很敏感的作家，奧斯丁肯定會在小說中大量反映這樣一種現象。

　　二、奧斯丁作品中的中國印記

　　奧斯丁作品以描述英國中產階級日常生活為中心，展現當時的英國社會文化、經濟等風貌。在描寫中產階級對“中國風”反應的時候，作品并未停留于對中國奢侈品的簡單追求這一層次，而更多地體現出一種嚴肅的民族主義和維護國家利益的態度。下文以茶葉、瓷器和園林為切入點，討論作者所代表的英國中產階級對 “中國風”的欣賞與警惕態度，并闡述原因。

　　( 一) 中國茶

　　奧斯丁生活的時代，英國社會把消費中國茶葉、喝中國茶視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5]。中國的茶葉在 17 世紀進入英國，由于從葡萄牙帶來“飲茶習慣”的凱瑟琳皇后和“嗜好喝茶”的瑪麗二世的影響，茶葉被奉為皇室享用的珍品。宮廷刮起的飲茶風被英國貴族爭相效仿。18 世紀上半期，英國民眾對茶葉熱情高漲，但由于進口量有限、價格昂貴，茶葉消費尚未普及。18 世紀中期以后，英國對中國的茶葉進口量增加，茶葉價格被中產階級以及部分下層階級成員接受，中國茶從此開始在英國大眾中普及，風靡一時。作為這一時期的文壇領袖，塞繆爾·約翰遜曾表達過對中國茶的喜愛: “與茶為伴歡娛黃昏，與茶為伴撫慰良宵，與茶為伴迎接晨曦”[6]。 19 世紀中期，英國人已將茶葉視為生活必需品，催生了具有英國特點的下午茶文化。

　　在奧斯丁的六部重要作品中，幾乎每一部都提到喝茶事宜，茶會和配舞成為奧斯丁作品敘事中的必備環節。從《理智與情感》中的“茶具被端了進來”[7]19 到《傲慢與偏見》中“移走茶具，擺起牌桌”[8]127 ，可以說奧斯丁小說的人物不是在喝茶，就是在去喝茶的路上; 茶具不是在準備中，就是剛剛被撤下。

　　18 世紀末 19 世紀初的英國中產階級對社交極為看重，并通過宴請賓客和一個月中多次舉行的茶會使之儀式化。如在《理智與情感》中，達什伍德太太一家搬到巴登附近，約翰爵士每次到達什伍德家來，不是請她們下一天去巴登莊園吃飯，就是當天下午去吃茶點[7]19-24 。喝茶不僅是紳士和淑女們打發時間和聚會的好方式，更是一種身份的體現。在《曼斯菲爾德莊園》中，伯特倫太太不想讓侄女芬妮去格蘭特太太家吃飯，說道: “我姐姐不在這兒的時候，總是她( 芬妮) 給我沏茶的”[9]207 。從中國輸入英國的茶葉，紅茶如白毫、武夷，綠茶如朱茶、雨前茶等，都贏得英國人的喜愛。在 1850 年前，所有的英國茶都來自中國。由于這些舶來品售價昂貴，在一些中產階級家庭里，茶葉直接由女主人保管，用精美的箱盒鎖著，鑰匙掛于腰間。金·威爾遜也提到，奧斯丁有飲茶的習慣，為了避免買到摻假的茶，她直接從知名茶商那兒訂購，茶葉鎖入箱內，鑰匙自己看管[10]36-38 。在一些當時較為富裕的英國家庭，茶葉事宜女仆是不能插手的，而要由貧窮而值得信任的親戚掌管。《曼斯菲爾德莊園》中的芬妮在姨母家的家庭地位恰好符合這一要求，所以她在作品里當仁不讓地負責伯特倫一家的茶葉事務。

　　英國茶商對中國茶葉在英國的推廣方面下足了功夫。在茶商的廣告中，中國茶葉成為可治百病的良藥。雖然奧斯丁筆下的人物都不完全依賴茶來驅病，但在某些場合和環境下，茶變得相當重要，茶的出現會帶來情緒上的緩解和精神上的舒暢。如在《曼斯菲爾德莊園》中，當芬妮回到她兒時離開的家，非常不適應自己親生父母的家庭狀況; 父親的粗俗、母親及兄妹的叫嚷聲讓她感到頭疼，所以“她不得不承認，她非常想喝點茶”[9]364 。與芬妮一樣，需要茶慰藉的還有她的姨夫托馬斯爵士，他從安提瓜回到家中，推辭了諾里斯太太的各種好意，“堅決拒絕吃東西，在喝茶以前他什么也不要”[9]170 。

　　中國茶是奧斯丁在參加舞會和聚會時不可缺少的“伴侶”。奧斯丁在作品中將飲中國茶這一風尚與本國娛樂消遣方式如舞會、玩牌相結合，情節安排巧妙自然。英國的中產階級利用喝茶的機會結交更多階層的人，同時滿足自身的味覺和精神享受。他們這種對生活質量的追求和對社會交際圈的渴望，促使中國茶的流行從貴族擴散到下層的工人農民。當飲茶活動實現大眾化時，英國的中產階級仍然以擴大交際范圍、體現自身的風雅為目的，從而形成了遍及英國的下午茶生活習慣。至此，英國茶文化完全形成。

　　( 二) 中國瓷

　　瓷器的興起與茶的流行有很大關系，但瓷器并不完全作為茶具使用。自 16 世紀起，中國瓷器在英國走俏，但只有貴族和富人才能消費得起。17 世紀，中國瓷器進口已經相當普遍，英國貴族里的新貴更希望拿中國瓷器來炫耀，專門擺設在家中重要位置，體現自己的身份和地位。18 世紀中葉，英國對瓷器的需求達到頂峰。對中國瓷器的追求不僅是經濟實力的展示，更重要的是瓷器持有人的品味和對異國文化了解水準的一種體現。

　　瓷器的昂貴，在《理智與情感》中可窺見一二。當達什伍德太太帶著三個女兒被迫搬出諾拉莊園時，她們把屬于自己的物品一并帶走，包括餐具和瓷器。這時，已占據諾蘭莊園的范妮唉聲嘆氣，主要因為這些東西太漂亮了。小說第三十三章，芬妮感慨把非常值錢的東西都給了她們母女三人，而自己不得不重新買這些東西。范妮關于瓷器的言行足已證明她是個貪心、自私并喜歡炫富的人，也反映出中產階級互相攀比的消費心理。

　　在《諾桑覺寺》中，亨利的父親蒂爾尼上將擁有的一套“簡樸雅致”茶具引起了凱瑟琳的注意[11]379 ，這套茶具來自斯坦福德郡。在蒂爾尼上將看來，這餐具比法國的瓷器要棒。更確切地說，這套茶具并不是中國瓷，而是來自一個名叫韋奇伍德瓷器廠的產品。1743 年，位于斯坦福德郡的安森家族的利奇菲爾伯爵在中國得到了一批特殊禮物———帶有家族盾徽的 200 多件中國景德鎮瓷器，這成為當時貴族間最有力的攀比物品。

　　18 世紀中期的英國中產階級想通過追求奢侈品彰顯自身的社會地位。瓊斯詩作《論欲望: 致尊貴的拉夫蕾絲的一封信》里寫道: “瓷器既已破碎，生命還算什么! ”[12]這段丈夫與妻子對瓷器的爭論，充分展示出英國人對瓷器的沉迷和困惑。位于斯坦福德郡的韋奇伍德瓷器廠的建立，就是中產階級努力解決這一問題的成果。韋奇伍德瓷器廠于 1759 年創建，創辦前期的主要業務就是模仿昂貴的中國瓷器。1762 年，該廠在仿制中國瓷器的基礎上研制出白色瓷器，一度影響了法國和德國瓷器業。《諾桑覺寺》中，蒂爾尼上將沒因工廠有新產品而輕易換掉用了兩年的老餐具，可見無論是本土仿中國瓷還是進口中國瓷，中國風格的瓷器都是相當昂貴的。這也從側面證明蒂爾尼上將自身經濟地位沒有達到太高標準，他想通過自己的兒子與他聽說的“富家女”凱瑟琳聯姻，實現階層提升的夢想。

　　在奧斯丁生活的時代，英國瓷器業實現了從誕生、發展到建立品牌意識和具備自我創新能力的完美蛻變，并通過對外出口( 主要銷往英屬殖民地，特別是美洲) 擴大影響力，這是英國工業化發展的寫照。奧斯丁借蒂爾尼上將之口，表達出“應該鼓勵使用本國的餐具”[11]379 的觀點，這體現出作者接受新興產業以及對支持、保護英國本土經濟的心態。

　　( 三) 中國式園林

　　18 世紀中葉起，由于工業革命的興起，人們開始厭倦強調建筑物設計的過于規整、對稱。就在這一時期，由于傳道士和畫師的功勞，以山水為主題、親近自然、強調“天人合一”的中國古典園林風傳入英國。18 世紀后期，英國借鑒中國的園林設計理念，園林往往因高度、距離和角度不同形成一連串畫意構圖，最大程度地彰顯出自然化原則。

　　奧斯丁在討論園林話題時往往不惜筆墨，《傲慢與偏見》中就有鮮明的體現。眾人夸贊達西先生住處彭伯里時，伊麗莎白覺得不會有特別之處，直到她親眼目睹“陡斜的路曲曲折折地通到谷中”，“屋前一泓頗有天然情趣的溪流正在漲潮，也沒有見過任何地方的自然之美能像這兒一樣的不受到庸俗趣味的玷損”，“每換個房間，景致總會兩樣”[8]258-259 。伊麗莎白見到的這些園林運用圓滑的曲線、自然的水流，自然寫意，完全不同于文藝復興時期的規則式、幾何形園林。在小說《曼斯菲爾德莊園》中，埃德蒙在給對索瑟敦庭院改造提意見時說道: “但樹木郁郁蔥蔥，還有一條小溪，我敢說，那是大可利用的”[9]53 ，他認為這樣會給園林帶來新顏。英國立足自身的傳統文化，在園林設計上兼收并蓄，形成了本色自然而又開闊的自然風景園林風格。奧斯丁對這種園林風格的描述不惜筆墨，流露著對這種園林風格的喜愛。也正是由于對這種園林風格的描述，奧斯丁的作品被稱為英國鄉村美景的杰出代表。

　　三、結語

　　王麗亞在《為什么要讀簡·奧斯丁》譯序中提到，奧斯丁作品中的男女主人公在社會交往中體驗的自我與他人關系，最終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自我，并對未來生活有了新的認識和準備[1]3 。奧斯丁作品中反映的中產階級在面對東方文化的沖擊時，何嘗不是這樣? 在日常生活、社會交往中，他們在消費層面緊緊跟隨上層社會的步伐，在“向上流社會看齊”的同時進行自我修正。面對外來的東方文化，不同于上流社會的盲目追求，他們融會貫通、消化吸收，從而自我調節，形成了中產階級的階級認同感和自我意識。18 世紀初到 19 世紀末，英國中產階層在外來文化的沖擊下，不但沒有退出歷史舞臺，還能用“拿來主義”態度形成獨具特色的文化體系，影響其他階層甚至他國文化。這一時期孕育成長起來的中產階級為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帝國主義崛起提供了堅實的階級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