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國際關系理論及其發展動向

　　在印度學界，受研究資金制約等因素影響，與理論研究相比，大學及智庫更重視開展對策研究。在這一大背景下，印度國際關系理論雖然有著豐富的思想淵源并產生了一系列派別，但在國際學界的地位和影響仍有待提升。

　　南昌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陳建山， 中國社會科學報 發表時間：2021-08-12

　　印度國際關系理論主要流派

　　長期以來，印度國際關系理論產生了考底利耶的古典現實主義、以阿育王的“大法”思想為代表的古典理想主義、以印度教的非暴力思想為代表的理想主義、以尼赫魯主義為代表的現實主義兼理想主義、以古杰拉爾主義為代表的理想主義兼現實主義和以莫迪主義為代表的當代現實主義等諸多流派。

　　考底利耶的古典現實主義理論。考底利耶作為印度古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其《政事論》中從世俗政治和現實主義的視角分析和判斷了當時的國際政治現象。美國學者羅格·博斯柯(Roger Boesche)認為，考底利耶是歷史上“第一位偉大的政治現實主義者”。《政事論》通過世俗政治觀的運用，點明了改進本國實力要素、削弱敵國實力要素的主旨，指出君主哲學的最終目標是“摧毀敵人，保護人民”。君主還須遵循“魚的法則”，即在一個“大魚吃小魚”的世界里，君主若要生存就要成為最強的征服者。考底利耶還為君主構建了一套系統的國際體系理論，被稱為“曼荼羅理論”，它從國家的地緣政治因素出發，認為國際關系的本質就是“中心國、盟國、敵國和中立國”這幾種類型國家的分立與組合。

　　古典理想主義——阿育王的“大法”思想。如果說《政事論》代表了印度古典現實主義的源頭，那么阿育王的“大法”思想則帶有理想主義的成分。阿育王在次大陸完成軍事征服之后，開始皈依佛教，依據“大法”(Dharma)實施統治。“大法”是阿育王建立的一種理想的世界秩序。 “大法體系”不僅在孔雀帝國時代存在于次大陸大部分地區，而且在帝國崩潰后仍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理想主義——印度教中的非暴力思想。印度著名民族領袖甘地主要吸收了印度教中的非暴力、和平、仁愛等思想，并與印度擺脫英國殖民統治的斗爭結合起來，促成了頗具理想的甘地主義的誕生。非暴力思想體現了道德主義，甘地認為真理是神，非暴力是獲尋真理的路徑，只要堅持人性中的善，就能戰勝或感化一切惡。印度獲得獨立后，印度面臨的現實主義問題和國內進攻性民族主義上升，甘地思想的影響力漸淡。

　　現實主義兼理想主義——尼赫魯主義。賈瓦哈拉爾·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追求的理想是在國際正義、自由平等、友好親善、互相容忍基礎上的國際合作與和平，實現人類一家，建立大同世界的遠大目標。雖然尼赫魯外交思想中含有一定霸權主義的因素，但其主流思想仍然是捍衛印度獨立與繁榮，促進世界和平與合作。尼赫魯所推崇的不結盟主義至今仍然影響著印度的對外政策。尼赫魯的思想兼有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的特征，一方面為印度設計了遠大的理想主義目標，另一方面又積極維護印度對外政策上的現實利益。他認可等級制，主張印度應該是國際體系等級里的世界大國，同時高度重視戰略自主。

　　理想主義兼現實主義——古杰拉爾主義。冷戰結束后，面對國內的經濟發展困境，印度政府開始調整南亞政策，其主要標志是 1996 年正式提出的古杰拉爾主義。古杰拉爾主義是印度試圖以“不求對等互惠盡可能給予鄰國幫助”和“以犧牲中短期利益來換取長期收益”的南亞鄰國政策，但并未改變印度試圖主導南亞的戰略目標。1999 年卡吉爾沖突后，為了打破外交困境，印度重走古杰拉爾主義之路。在曼莫漢·辛格(Manmohan Singh)執政后，印度相對忽視了南亞鄰國，導致地區影響力有所下降。

　　印度當代現實主義思想的體現——莫迪主義。莫迪主義的主要內容體現為政策目標、基本原則和政策模式等抽象元素的具體化實踐，以“印度第一”和實現自身發展作為優先事項，以謀求擴大勢力范圍和維護周邊穩定作為戰略支撐，以改變互動模式和戰略對沖作為戰略途徑，以制定規范性議程和實現世界大國地位作為戰略目標，以印度角色建構和軟實力建設作為戰略手段。

　　當代印度國關學者的新觀點

　　當代印度國關學者也提出了一些新觀點，但與歷史上的諸多流派相比，整體思想體系的展現不夠系統和完整，且影響力和理論創新也遠遠不夠。但這些新觀點的提出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今印度國際關系學界的思想動向。

　　在理想主義學派中，白康迪(Kanti Bajpai)提出了兩個觀點。一是提倡道德包容。傳統道德哲學受到甘地、佛陀和阿育王的影響，在某種程度上也影響了印度的一批領導人。二是反對殖民主義理論。巴杰派認為，從英國殖民印度時期的情況來看，印度人無法主導其對外政策。英國可能愿意與印度分享內部行政、經濟管理和社會事務責任，但如果在對外事務上與印度分享，無異于讓印度獲取獨立。

　　在現實主義學派中，烏爾米拉·法德尼斯(Urmila Phadnis)主張在高度復雜的社會、經濟和政體運作中，種族和國家建設的挑戰取決于權力結構的準入和利害關系問題。帕萬·庫瑪(Pavan Kumar)則從人性、國家、戰爭、軍隊、國際法、國際干涉等多角度回顧了馬基雅維利和康德關于道德的論述，指出馬基雅維利講的道德只存在于國內政治，國際政治則遵循叢林法則。E.斯里達蘭(E.Sridharan)著眼于南亞地區合作的雙邊和多邊問題，包括核威懾、少數民族權利、區域一體化和印度教世界觀等。

　　在女性主義等其他學派中，迪普蒂·塔芒(Dipti Tamang)曾經簡要介紹女性主義理論，從國際安全的視角介紹引入女性主義、從性別視角闡釋了國際安全概念，以性別研究為國際關系知識的增長作出了貢獻。塔芒主張國際政治同樣受性別、種族和宗教等社會實踐和結構的影響，但沒有嘗試推動理論創新，總體上是介紹既有的理論知識。

　　總的來看，當代印度國際關系理論與實踐遠遠沒有歷史上的那樣璀璨。當代印度學者還缺乏對國際問題的系統性反思，難以對國際關系理論進行創新。因此，印度的當代國際關系理論尚處于相對薄弱的初步發展階段。

　　(本文系江西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項目“印美在印度洋地區的戰略合作及中國應對”(JD18019)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