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正醫書局設立伊始，即遴選校理人才。今綜考醫書之校理者，可知當時選才有如下標準:一是明醫，二是知儒。宋代重視校理人才的培養和選拔，如京師設國子學、太學，培養一般官員的后備人材;另設律學、算學、醫學等，培養相關專業人才，其中一部分文士進入醫學隊伍，參加醫籍的校訂、編著工作。縱觀宋臣校書諸序，皆有“國家詔儒臣校書”之語。而參與其役之儒臣，皆兼通曉醫事，如林億、孫奇、孫兆等，當時不但以儒名著，亦以醫名顯。著名政治家樞密副使范仲淹說:“不為良相，當為良醫。”［4］宋代士人知醫，已成為一種風尚。如宋代醫家朱肱、許叔微都是進士出身，當時著名的學者地理學家掌禹錫、光祿卿直秘閣林億、國子博士高保衡等(以上皆非醫藥專家)均為“校正醫書局”的重要組成人員，政治家王安石、文學家蘇軾、科學家沈括皆通曉醫學，著名的方書《蘇沈良方》即為蘇軾、沈括二人方書合編。北宋校正醫書局以儒醫兼通之士校理醫書，在醫籍校理史上是一個值得重視的經驗。宋代醫籍整理隊伍的這一變化，無論對醫籍整理質量的提高還是醫藥理論的發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精心選擇底本和校本

宋代流傳之醫書，傳本岐出，正如皇祐三年臣僚上表所稱:“偽書舛本”流傳頗廣，因而不是任選一個傳本即可作為底本的，底本的重要來源是宮廷秘閣所藏之書。宋代整理校理若干種古醫籍，所選底本有重要的學術代表性，體現了他們在精選擇優方面所下的功夫。校正醫書局所選古醫籍如《素問》、《靈樞經》、《難經》、《傷寒論》、《金匱要略》、《脈經》、《甲乙經》、《諸病源候論》、《備急干金要方》、《千金翼方》等書，都是最有代表性的臨床學術名著，是學醫者必當重點閱習的醫籍。確定底本后，校本亦精取慎擇，如《脈經》之校本，“則考以素問、九墟、靈樞、太素、難經、甲乙、仲景之書，及千金方及翼說脈之篇以校之”(《脈經序》)。校《傷寒論》以《金匱玉函經》、《千金翼方》、《脈經》為主校本，參閱《傷寒論》第104條、70條、76條、176條等宋臣校語，以《千金要方》、《外臺秘要》、《仲景雜方》為參校本，參見《傷寒論》第27條、40條、158條等校語。宋代整理、校注古醫籍，彰顯了校正醫書局醫家對傳世典籍整理研究的高標準和嚴要求。例如，醫家們整理校訂《素問》，參閱了數十家傳本，考鏡源流，端本尋支，僅改錯達6000余條，增注有2000余條［5］。

校勘方法

校定醫籍，需先確定校讎條例，綜考宋臣所校之書，其校勘方法大致如下。

1刪去重復

在校正醫書局校定醫書以前，醫書輾轉傳抄，重復文字很多。宋臣在審慎校勘的基礎上，對明顯之重復名段加以刪削，如《傷寒論序》云:“今先校定《張仲景傷寒論》十卷，總二十二篇，證外合三百九十七法，除復重定有一百一十二方。”，《脈經序》云:“除去重復。”，《千金要方序》云:“文之重復者削之。”，《外臺秘要序》:“重者刪去，以從其簡。”，《金匱要略序》:“除重復，合二百六十二方，勒成上中下三卷，依舊名曰金匱方論。”

2補其遺漏

此種方法的運用，依各書情況有所不同。對《傷寒論》、《金匱要略》、《金匱玉函經》，宋臣無補充之方證，而《脈經》、《千金要方》則略有補充之文字。太祖開寶六年(973年)，宋廷組織劉翰、馬志、瞿煦及其他翰林醫官共9人對唐代本草進行修訂整理，他們在唐《新修本草》和《蜀本草》的基礎上，以陳藏器《本草拾遺》為參考，增補新藥139種，并作注解，勘正名稱，經翰林學士、扈蒙、盧多遜等勘定，定名為《開寶新詳定本草》。次年(974年)，又經翰林學士李防、扈蒙等重新校勘，定名為《開寶重定本草》［6］。

3正其訛謬

此種情況，每書均有。如《傷寒論》141條:“寒實結胸，無熱證者，與三物小陷胸湯，白散亦可服。”林億等校勘云:“一云與三物小白散。”考《千金翼方》正作“與三物小白散”，《外臺秘要》卷二校勘亦云:“龐安常云:無熱證者與三物小白散，小陷胸湯治熱，白散治寒。旨哉言乎!”175條:“傷寒脈浮滑，此以表有熱，里有寒，白虎湯主之。”林億等出校語以匡其謬云:“臣億等謹案:前篇云，熱結在里，表里傎熱者，白虎湯主之。又云，其表不解，不可與白虎湯。此云脈浮滑，表有熱，里有寒者，必表里字差矣。”

4依類編次

如《校定脈經序云》:“除其重復，補其脫漏，其篇第亦頗為改易，使以類相從。”《新校備急千金要方序》云:“事之不倫者輯之，編次類聚。”《金匱要略序》:“又采散在諸家之方，附于逐篇之末，以廣其法。”使諸家之方不與仲景之方相混，故類聚篇末［7］。

5群書互參

為確定一字之取舍及某一方證的解釋，宋代在校理醫籍遇文義疑阻時，往往利用各種書籍加以參考，如《素問》、《九墟》、《靈樞》、《針灸甲乙經》、《太素》等。校理本草書籍和脈學醫籍，則依據諸家本草和前古脈書，如《金匱玉函》、《肘后方》、《備急千金要方》以及謝士秦《刪繁方》、劉涓子《鬼遺方》之類。與整理醫籍有關的書籍無不研核，如有所缺漏之處，則又溯流討源，如《五鑒經》、《千金翼方》、《崔氏篡要》、《延年秘錄》、《正元廣利》、《外臺秘要》、《兵部手集》、《夢得傳信》之類，無不考理，互相印證，反復稽證參考，使遺漏和有疑義之文煥然洞明，文意明晰。

結語

宋代醫家所整理、校訂、增注的醫典籍以嶄新的學術面貌被后世醫家所廣泛采用，并被視之為最可信賴的珍本，一直為歷代醫家所重視，為現代中醫古籍整理與利用提供了有益的啟示。其古籍整理研究的模式亦為當代所利用，如加強對中醫古籍整理研究人才的培養、設立專門研究機構、加大對中醫古籍整理的投入、提高中醫古籍校勘水平以及推動中醫古籍的出版等。宋代校理中醫古籍的方法為后代研究整理中醫古籍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本文作者：付艾妮 單位：江漢大學醫學院中醫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