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思想政治教育的價值閃爍著傳統德治思想的因子

孔子認為以德治國，統治者實行德政，可以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即后人所言“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德治與法治相比，孔子認為德治更具優越性，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統治階級用行政、法律刑罰來管控百姓，只能使百姓避免或不敢去犯罪，卻無法讓百姓懂得犯罪可恥的道理；而用道德教化來引導百姓，以禮節來約束、規范百姓，則既能使百姓尊禮守節不犯罪，又能使百姓有羞恥榮辱之心，從而自覺約束自己，做到適可而止。在繼承孔子的“德治”思想的基礎上，孟子說：“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對于德治、法治的關系問題，朱熹作了更進一步的闡述：“愚謂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而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朱熹認為，德禮、政刑都是治國的手段，前者是主要手段，后者是輔助手段，兩者不能偏廢，更不可逐本求末。縱覽歷史，統治階級出于維護政權的目的，不同程度地采用了儒家“德治”之方法，并取得了一定積極統治效果，鞏固了封建統治。近代以來，隨著清王朝封建堡壘的土崩瓦解，封建階級的“德治”也完成了其階段性的歷史任務，退出了歷史表演舞臺，但其“德治”的思想本身仍然具有現實的歷史價值。孫中山在探索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治國方略時，就高度重視“德治”的作用，他講：“大凡一個國家所以能夠強盛的原因，起初的時候都是由于武力發展，繼之以種種文化的發揚，便能成功。但是要維持民族和國家的長久地位，還有道德問題，有了很好的道德，國家才能長治久安。”在新民主義革命時期，黨把思想政治教育看作是“紅軍的生命線”，認為“政治工作在紅軍中有決定的意義，每一個紅軍戰斗員不僅要能夠有充分的軍事技術——手中的武器，而且最重要的是腦子的武裝。必須充實現有軍隊中的政治工作，實現中央政治工作條例。政治工作不是附帶的，而是紅軍的生命線。”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黨把思想政治教育看作是“經濟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線”，認為“黨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經濟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線，是團結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實現黨和國家各項任務的中心環節，是我們黨和社會主義國家的重要政治優勢。”在中國特殊國情基礎之上進行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把思想政治教育提升為“生命線”地位，既是使然也是必然，是使然與必然的統一。在馬克思主義思想政治教育理論中國化過程中，黨非常重視對黨員群眾的思想政治教育，把思想政治教育作為革命、治黨、治國的重要方法，這一思想的產生，受到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德治思想的影響。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是對傳統德治思想的揚棄

馬克思主義思想政治教育理論中國化，沒有割斷馬克思主義這個“老祖宗”的“血脈”，它仍然是馬克思主義的。黨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受到了儒家“德治”思想的影響，但絕不能成為黨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理論基礎。我國歷史上關于“德治”的思想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特點：一是表現為所倡導的道德信條有其不可避免的歷史階級的局限性。封建社會每衰退一步，為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的利益，其“德治”的虛偽的“光環”就越刺眼，對社會的破壞、阻礙作用就越強。二是表現以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為目的，主張不易采取武力的逼迫，而提倡讓人們自覺的接受。三是表現為雖不否定法治，但總體過于看輕法治，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又有其合理性，最大的特點就是道德主“內”治“本”，法律主“外”治“標。這正如董仲舒所言：“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以上這些儒家的“德治”主要特點，就決定了黨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與儒家“德治”思想的關系是批判與繼承的關系。黨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新型的社會主義‘德治’，是在繼承和弘揚中國古代‘德治’思想的優良成分、拋棄其糟粕的基礎上，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以集體主義為原則，重視道德教育和道德感化的作用注意發揮示范帶頭作用的‘德治’。這里的‘德治’，是在肯定‘法治’的重要意義基礎上的‘德治’，是把‘德治’和‘法治’看作具有同等重要意義的‘德治’。這也是新型的社會主義‘德治’觀和中國古代儒家‘德治’觀的重要區別之一。更重要的是，新型的社會主義‘德治’是以社會主義道德和共產主義道德為其基本內容的，是為維護社會主義社會的穩定和發展服務的，這就同中國古代儒家所謂的‘德治’從根本區別開來。”中國傳統德治思想關注的畢竟是封建文明的延續和發展，其維護的是封建主義制度，捍衛的是封建統治階級的利益，具有鮮明的特定階級性。孔子提倡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觀念，是為了給廣大勞動人民套上了無形的精神枷鎖，從而達到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統治的目的。黨的思想政治教育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其目的是借助道德規范建立、維護高效的經濟政治新秩序，大力激活社會生產力，最終實現全國人民的中國夢。“學習我們的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才能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儒家德治中具有封建性質的“三綱”之類以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予了拋棄，“五常”之類則是在批判的基礎上賦予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嶄新內容。中國傳統文化，不是直觀的“姓封姓社”的問題，不能對其有特殊的仇恨，草率地把它貼上封建主義的標簽。建國后一段時間里，由于“左”的路線影響，把傳統德治思想看成是與社會主義截然對立的罪惡的東西，結果拉開了“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悲劇序幕。“工人和舊社會這間從來沒有一道萬里長城。工人同樣保留著許多資本主義社會的傳統心理。”社會主義是從舊社會脫胎出來的一種新生社會制度，在較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仍然會保留著舊社會的許多思想意識殘余，人民群眾在道德、精神等諸方面都還不可避免地受到“封建幽靈”的召喚。這畢竟與黨的思想政治教育封建化不是一會事。“世界到了全人類都自覺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時候，那就是世界的共產主義時代。”黨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去封建化”，是為了幫助和教育人民群眾克服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根深蒂固的舊習慣、舊風氣，從而讓人民群眾徹底擺脫封建的精神奴役和惡劣影響。那種認為黨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對儒家“德治”思想復辟的觀點，顯然是在反封建極端主義思想下的荒謬解讀，這不是高舉馬克思主義大旗，而是背離馬克思主義宗旨的。

三、思想政治教育理論的表述帶有中華民族特有的語言風格

“社會主義學說則是由有產階級的有教養的人即知識分子創造的哲學、歷史和經濟的理論中成長起來的。現代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恩格斯本人，按他們的社會地位來說，也是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工人階級不能自發地創造社會主義學說，要使馬克思主義由馬克思恩格斯的個人意識轉化為工人階級的意識，需要對工人階級實施恰當地“灌輸”。而這里的工人階級應是具有深厚的文化素養和熟悉、掌握歐化的語言表達方式的工人階級。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由于歷史、文化、傳統、思維方式等方面與馬克思主義誕生時期的差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必然要帶有中國特有的民族語言表達特性。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先知和先行者們，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后，首先面臨的是去掉馬克思主義的歐式方言，取而代之是中國人民喜聞樂見的本土語言，然后才是在人民大眾中進行傳播和運用的問題。因為無視中國人的接受程度和接受方式、認知水平和認知習慣、感情表達方式和喜惡特點，就根本談不上接受和運用馬克思主義這個核心問題。馬克思主義思想政治教育理論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國化也面臨語言表達方式轉變的客觀要求。用民族言語表達來闡釋馬克思主義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論，是讓廣大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更好地接受、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中國具體實踐的根本要求。這一問題不解決,馬克思主義就不會為中國人民所真正接受，就不能成為中國人民進行革命斗爭的有效思想武器。由此，運用中華民族特有的語言表述形式，就不可避免地成為馬克思主義思想政治教育理論中國化的一個重要內容。重溫馬克思主義思想政治教育理論中國化歷程，不難發現大量體現馬克思主義思想政治教育理論與中華民族傳統智慧相結合、具有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民族語言表達形式。在這方面，用“實事求是”來表述思想政治教育要理論聯系實際，要結合人民群眾的實際情況有針對性地開展，就是一個極為重要、典型的范例。早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之前，“實事求是”就是一個中國傳統哲學和文化的老命題，最早見于班固所撰《漢書•劉德傳》。據記載：“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唐代顏師古對此作了注釋：“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這就是說研究學問要注意掌握事實根據，然后再從事實中找出真實的結論。

毛澤東對“實事求是”這一民族語言進行了新的解釋，他講：“‘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思想政治教育理論民族化、本土化的結晶。在當代中國，無論在政治生活、經濟生活、人際交往和家庭生活中，“實事求是”的使用頻率都是很高的，已成對人們行動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再比如，毛澤東在論述批評與自我批評對于保證黨員干部思想不受侵害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時，就運用了形象生動的中國化語言風格。他講：“有無認真的自我批評，也是我們和其他政黨互相區別的顯著標志之一。以‘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為宗旨的整風運動之所以發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為我們在這個運動中展開了正確的而不是歪曲的、認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評與自我批評。”馬克思主義思想政治教育理論中國化，類似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比如：用司馬遷所說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來訓誡黨員干部要發揚白求恩式的大公無私精神；用“日新月異”和“革故鼎新”來表述改革創新精神；用“居安思危”表述憂患意識；用“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表述共產黨員的使命意識；用“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表述共產黨人的人格力量；用“舍生取義”來表述偉大的獻身精神；用“已不正焉能正人”、“身教重于言教”來表述領導干部要以身作則；用“艱難困苦，玉汝于成”，“生于憂患，死于安樂”教育干部要發揚艱苦奮斗、堅忍不拔的革命精神；用“利欲驅入萬火牛，江湖浪跡一沙鷗”，教育人們不要熱衷于追名逐利。馬克思主義思想政治教育理論中國化，就是這樣運用中國的成語典故、民間諺語來詮注中國化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論的，既使它在本質上沒有偏離馬克思主義的原意，又在語言表述風格上實現了中國化。

作者：趙化剛 單位：中遠散貨運輸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