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袁小剛 單位：中國應用法學研究所博士后工作站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后流動站

據(jù)最高人民檢察院的統(tǒng)計，每年對偵查人員刑訊逼供行為立案的只有區(qū)區(qū)幾百件，可以說，刑訊逼供的風險極低，成本極小。然而從收益的角度看，偵查人員使用刑訊逼供的手段獲取口供確實是偵破案件的捷徑。“在這種利益機制下，如果遵守程序法不會給辦案人員帶來任何好處，相反還會給其帶來負面影響，而破壞程序法卻總能得到現(xiàn)實利益的時候，程序法自然就會陷入被擱置的尷尬境地。”［3］因此，第二個原因才是刑訊逼供的根本原因。“錯案發(fā)生的直接原因———審判人員未能把住最后關口”的原因毋庸置疑，公檢法三機關對錯案的發(fā)生都有責任。但三機關的責任依據(jù)不同。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作為追訴機關，從訴訟理論上講，與被追訴人是平等的訴訟主體。它的職責就是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責任，即使追訴錯了，也是在履行其法定職責。但法院作為最終裁判機關其職責就是斷獄析疑，行使判斷權。盡管法律規(guī)定的偵查終結、提起公訴和有罪判決的證明標準都是“事實清楚，證據(jù)確實、充分”，但實際上證明程度是不同的。最終是否足以認定有罪，畢竟由法院決定。故而法院應當承擔錯判責任，因為它沒有把住裁判關。如果要求偵查、公訴機關認定事實百分之百正確，就不需要“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就不需要法院裁判了。

本文意不在探討錯案的責任追究問題，只是想論述法院未能把住關是導致錯案的直接原因。為什么法院沒有能夠把住最后一道關?一是證明標準不明確。我國《刑事訴訟法》規(guī)定的“事實清楚，證據(jù)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看似要求極高，實質上極具變通性，法官可以對它進行任意解釋。很多錯案，法官也發(fā)現(xiàn)案件存在很多矛盾和不能合理解釋的疑問，但仍然認為“事實清楚，證據(jù)確實、充分”。二是外界的壓力。法官生活在世俗社會之中，常常難以擺脫來自各方的壓力，尤其是被害人家屬和社會輿論的壓力。另外，公訴機關同時又是國家法律監(jiān)督機關，公訴機關認為有罪，法院很難宣告無罪。在法官職業(yè)保障水平不高的情況下，法官一般不敢輕易對那些存疑案件宣告無罪。錯案發(fā)生的最本質原因法官在發(fā)現(xiàn)案件存在疑問的情況下不敢“疑罪從無”，其目的就是為了盡快使被告人受到制裁，撫慰心靈受到創(chuàng)傷的被害人及其家屬。如果被告人不能被法院判刑，那么群眾上訪不止，司法機關的工作績效乃至合法性就會受到質疑。當司法機關認為作出有罪判決才能維護社會秩序穩(wěn)定、樹立執(zhí)政權威的時候，功利主義的考慮就會占據(jù)決策者的頭腦［4］，這種功利主義思維就有可能導致錯案發(fā)生。

稍微細心一些我們便能發(fā)現(xiàn)，我國以及國外的錯案類型都是一些侵害人身的自然犯案件。為什么自然犯案件容易因為考評機制而出現(xiàn)刑訊逼供，而且法院任意解釋“事實清楚，證據(jù)確實、充分”從而導致最后關口的失守?因為追訴機關和審判機關都需要盡可能地使有罪的人得到追究，滿足被害人的復仇心理。對犯罪的追究本身就是試圖通過證據(jù)構建已經(jīng)成為歷史的案件事實的過程。以目前的科技水平，我們尚不能通過英國科學家霍金描述的“蟲洞”回到過去，完整地觀察案件發(fā)生的經(jīng)過，時空旅行還只是幻想。因此想復原所有的案件原貌絕非易事。要求對所有的案件在“不枉”的同時又“不縱”，確實難以達到。但是社會公眾卻要求司法機關“不枉不縱”。我國目前正處于社會的轉型期，我們的國家———社會關系也正在發(fā)生巨大的變化。加強黨的執(zhí)政能力建設具體到司法領域，會反映到打擊犯罪的力度上。同時，司法制度除了實現(xiàn)國家懲罰犯罪這一顯功能外，還承載了為被害人“復仇”這一隱功能。“人們之所以依賴和訴諸中央集權的司法制度，很重要的是因為這種制度可以比復仇制度更有效、更便利地滿足人們的報復本能。如果這個制度……無法滿足這種欲望，或者由于財政能力或行政能力的制約，這個制度無法實現(xiàn)其功能，那么這就等于以另一方式剝奪了人們通過現(xiàn)代司法制度滿足報復的可能。”［5］

這種情況下，要么出現(xiàn)私力救濟，要么出現(xiàn)對社會的仇視或失望，從而導致社會秩序的局部失衡。因此，公安機關只能采取各種手段去努力偵破案件，法院也只能盡可能地作出有罪判決，以維護社會秩序。對法官而言，如果案件稍有瑕疵便宣告無罪，無疑會放縱大量的罪犯。這也與國家的執(zhí)政效能相背離，從而導致社會秩序的混亂。公安機關和審判機關追求“不縱”的司法績效觀從而滿足公眾復仇心理的動機發(fā)生變異，最終導致錯案的產(chǎn)生。因此，錯案折射出了維護社會秩序與保障被追訴人人權之間的關系。這個原因也能較好地解釋法官盲目相信公安機關收集的證據(jù)，沒有很好地發(fā)揮審判對偵查的制約作用，從而導致三機關之間關系異化這一現(xiàn)象。

刑事錯案帶給司法的影響是雙重的。一方面它極大地損傷了社會公眾對司法公正的信心，另一方面它也為改革司法制度提供了標本和機會［6］。錯案為我們打開了一扇改良司法的窗戶，我們應當從錯案中尋找推動司法改革的現(xiàn)實方法，而不要讓機會白白流失。吃一塹，長一智。我們只有從自己犯下的錯誤中不斷改進方法才能提高工作效能。以加拿大為例。加拿大1995年糾正一起發(fā)生于1984年的錯案。該事件后，安大略省命令全省進行一次史無前例的刑事司法體制全面審查，并成立一個聽證委員會調查無辜者被定罪的原因，提出預防此類錯案的建議，對司法人員進行教育［7］。該委員會舉行了持續(xù)146天的聽證會，制作了1400頁的報告，提出了改進司法體制的119項建議。其實，刑事錯案是推動并深化司法改革的重要契機。如果能夠通過對一系列錯案的深入反思來推動司法文明的進步，那么那些被冤的人也算是冤得有價值。而我國，從前幾年披露的那些錯案看，除了學界召開一些研討會、發(fā)表一些評論性文章外，鮮見官方對錯案進行深入剖析。雖有政治考慮，但總應該從技術層面、司法制度層面進行必要的檢討，以推動司法制度的改革，從而減少錯案的發(fā)生。與以往錯案相比，趙作海錯案出現(xiàn)后，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不僅盡快糾正了錯誤，進行了賠償安置，更可貴的是勇于承擔責任，并在全省范圍內(nèi)開展趙作海案件大討論活動，深刻反思錯案發(fā)生的原因，總結教訓，這種態(tài)度值得贊賞。同樣，上文分析的錯案形成的各個層面的原因，可以為刑事司法改革帶來一些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