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翟月琴 單位：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

胡適的白話文學思想，作為他整個學術思想史上一條重要的研究線索，也成為胡適研究中無法規避的核心內容。他的《白話文學史》出版于1928年，這部著作致力于“白話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嬗變，從正統的古文傳統中剝離出一條屬于白話文學自身的脈絡，從而在文學內部為白話文學發展在“自然演進的緩步徐行的歷程上，有意的加了一鞭。”[1]6。《白話文學史》出版以來，可以說從上世紀20年代起至今從未間斷地處于開放性的闡釋空間中，作為胡適先生重要的文學研究著作，足見作品本身在研究過程中所具有的張力。筆者將《白話文學史》的研究歷史劃分為4個階段：1949年以前（雜音交織中的白話文學觀念論爭），1949年至文革結束（官方話語規訓下的“形式主義”批判），1979至20世紀80年代后期（新啟蒙思潮下的文學史反思），以及20世紀90年代至今（百態橫生的跨學科交叉滲透研究）①。試圖從這條歷時性的垂直脈絡中，圍繞時間軸線展開論述，從不同的歷史階段挖掘《白話文學史》背后所輻射出的時代痕跡和研究觀點的演變。

一、1949年以前：雜音交織中的白話文學觀念論爭

在《白話文學史》中，胡適認為，白話文學“包括舊文學中那些明白清楚近于說話的作品。”其中有3層意思，其一，“戲臺上說白的‘白’，就是說得出，聽得懂的話”；其二“，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飾的話”；其三，“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曉暢的話”[1]13。而與之相對的是“死文學”。針對這一觀念，激蕩起了不同立場學者之間的爭論，其中較為突出的是張蔭麟以筆名素癡發表的《評胡適的〈白話文學史〉》《(大公報•文學副刊》1928年12月3日，第48期)。作者比較客觀地評價了《白話文學史》，認為這部著作在方法上為我國文學史著作開了一條新路徑，開拓了包括佛教翻譯文學在內的新思路，還增加了一些新考證的內容。文章對《白話文學史》中所涉及的考證問題（諸如《孔雀東南飛》的創作時間等）、定義標準、實用主義的評判原則等各方面都進行了剖析，認為，“以語體之文法及詞句為主之文字為白話文。反之，以古書中之文法及詞句為主之文字，為文言文”，因此，“文言文別于語體之文或稱古文，隨時吸收新材料，新生力。而未嘗僵死。”這篇文章頗具綜合性和客觀性，在剖析《白話文學史》時能夠超越個人化的立場。隨后，1929年5月27日的《大公報》在“文學副刊”中刊載了一篇作者不詳的《胡適白話文學史之批評》，就《白話文學史》所呈現的14種問題逐一進行了批評，其中包括材料以偏概全，概念區分界限模糊，言文無法統一以及諸多細節問題，而核心仍在于對胡適白話文學史觀念的質疑，竭力凸顯《白話文學史》中的缺陷。

1932年，朱光潛在《東方雜志》上發表《替詩的音律辯護———讀胡適的〈白話文學史〉》①一文，認為胡適在定義白話文學史時，其聚焦的文學作品過于局限，以至于忽略了大量的優秀文本。朱光潛的立足點，無疑在一步步地擴展“活文學”的疆域，無論是音律，還是音律所指向的生命與情思，都從新的視角為文學的內涵提供了參照。1933年王哲甫在《中國新文學運動》中也認為，白話文不一定都是活文學，“因為白話文固然是新文學達意表情的工具，但必須有優美的思想、內容、想象為它的內容，方可為美妙的作品。”[2]另外，周作人在《新文學源流》中凸顯了思想與情感在文學中的重要性，他提到，“我認為古文和白話并沒有嚴格的界限，因此死活也難分。”[3]他還主張“，要想將我們的思想感情，盡可能地多寫出來，最好的辦法是如胡適之先生所說的：‘話怎么說，就怎么寫’，必如此，才可以‘不拘格套’，才可以‘獨抒性靈’。”[3]這股來自新文化內部的聲音，試圖為“死文學”所輻射的文本尋求生命空間，情感、音律等文學因素在“活文學”的范疇內逐漸膨脹，這就在更廣泛的意義層面上拓展了胡適白話文學觀念的外延。

筆者認為，只有站在歷史的高度上，才能更深入地洞悉時代的脈搏，把握頗具影響意義的個案在時代運動中所占據的位置。1931年6月，王禮錫在其創辦的《讀書雜志》第1卷第3期上，開設了“胡適之批判”的專欄，已經涉及到了文學史研究。他認為，胡適的《白話文學史》并非中國文學史，不是平民文學史，并非白話文學史，它“僅僅是五四時代白話文體運動的一部宣傳品而已；這部宣傳品雖然并不如何精彩，卻曾在一時建立無上的權威，總是一部有過歷史價值的東西”[4]。與之相類似的評論性文章中大多也都略有提及，只是并沒有深入展開分析。他們在為自己的學術觀點正名時，卻忽視了胡適思想的連貫性，而片面地將胡適的白話文學觀念判斷為一種工具論意義上的革命。這也為以后的學者提供了繼續研究的可能。

二、從1949年至文革結束：官方話語規訓下的“形式主義”批判

1949年至文革結束，胡適被一次次地卷入批判的洪流中，隨著歷史的沉浮，《白話文學史》成為一部孤立的文本，與胡適的整個文學思想相割裂，所有的文章都帶有一種官方的色調，而這種色調被統一命名為“形式主義批判”，與之相關的是一切關于資產階級思想的胡適討伐。1955年是關鍵性的一年。在這一年中，與胡風、綠原一樣，胡適也成為階級斗爭批判的對象。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的《胡適思想批判》第1-8輯，于1955-1956年間陸續出版，與《白話文學史》批判相關的文章，包括李長之的《胡適〈白話文學史〉批判》，譚丕模的《充滿毒素的〈白話文學史〉》等。在這一階段，諸如“批判”、“反動”、“階級斗爭”等詞匯撲面而來，其《白話文學史》一書，更是被淹沒在意識形態的話語權力中。以李長之的《胡適〈白話文學史〉批判》一文為例，文章中寫到，“就全書所使用的概念看也是極其混淆和模糊的”，還提到，“文言與白話的關系也不是絕對對立的”，進而補充道：“事實上胡適正是利用了不確切的白話概念，在極其任意的主觀的取舍之下，用偷天換日的手段，借白話之名，抹殺了一切富有人民性的寶貴遺產”。可見，這一階段，在官方話語的規訓下模糊了作家身份與政治立場的界限，對于文本的研究無疑也被框制于作家研究的范式里。在如此的判斷標準中，《白話文學史》也失去了其應有的文學史價值，陷入到一元論的批判中。筆者認為，經歷了上世紀50年代的洗劫，《白話文學史》隨著對胡適的批判一起淹沒在歷史的洪流中，加之1962年胡適在臺灣中央研究院酒會上突發心臟病去世，隨后，“文化大革命”爆發，這期間，胡適研究可謂一直處于懸置狀態。在這段停滯的歷史里，一方面在1949年以前的白話文學觀念更多地被詮釋為一種工具論意義上的改革，另一方面，《白話文學史》出版之初的評論性文章中曾提到的考證、文學史問題也被顛覆性地摧毀了。可以說，這個階段真正意義上的《白話文學史》研究仍然停留在1949年前的討論階段，這也自然使那些沒有深入的缺口繼續等待新的突破時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