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宋德發 張鐵夫 單位：湘潭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

普希金寫下了大量現實題材杰作,還創作了不少歷史文學作品,包括詩歌《皇村回憶》(1814)、《英明的奧列格之歌》(1822)、《斯坦司》(1826)、《奧列格的盾》(1829)、《給葉卡捷琳娜•尼古拉耶夫娜•卡拉姆津娜的頌歌》(1827)、《波爾塔瓦》(1828-1829)、《銅騎士》(1833)、《彼得一世的盛宴》(1835);歷史劇《鮑里斯•戈都諾夫》(1825);歷史小說《彼得大帝的黑人》(1827,未完成)、《戈留欣諾村史》(1830)、《上尉的女兒》(1836)等。歷史文學都有一個“時代向度”,即通過講述“歷史”來關照現實。正像克羅齊所言:“只有一種對現在生活的興趣才能推動人去考察過去的事實。因為這個緣故,這種過去的事實并不是為了滿足一種過去的興趣,而是為了滿足一種現在的興趣,只要它一經和現在生活的興趣結合起來就是如此。”[1]334那么,普希金的歷史文學具有怎樣的時代向度呢?我們不妨從四個方面來探討。

一、稱頌歷史上的偉大帝王,發掘俄羅斯的歷史精神,諷喻或鞭策現實的帝王

早在1818年,普希金就向世人宣布:“我這只平凡而高貴的豎琴,/從不為人間的上帝捧場,/一種對自由的自豪感使我/從不曾為權勢燒過香。/我只學著頌揚自由,/為自由奉獻我的詩篇,/我生來不為用羞怯的繆斯/去取媚沙皇的歡心。”[2]252可是在他后來的歷史文學創作中,我們不僅看到了奧列格、伊凡四世、鮑里斯•戈都諾夫、彼得大帝、保羅一世、葉卡捷琳娜二世等人的“身影”,也看到了他對某些帝王的“捧揚”。如何解釋這種“言行不一”、“前后矛盾”的現象呢?可從三個方面來理解:首先,這些帝王屬于歷史人物,并不是現實中的沙皇,所以,貶抑他們不等于對他們有偏見,稱頌他們也不等于是“取媚沙皇的歡心”。其次,普希金是站在歷史大勢的角度來評判他們的,因此對他們的態度取決于他們在俄國歷史上所扮演的角色。有些帝王固然有種種的局限,但不能抹殺他們在“歷史”上所做的貢獻。第三,對他們的描繪和評判是在為現實中的帝王豎一面鏡子。稱頌彼得大帝的詩歌《斯坦司》(1826)比較典型地體現了普希金以史為鑒的思想。詩歌用大部分篇章表達了對彼得大帝的崇敬之情:“他以真理打動了人心,/他以學術醇化了風習”;“他用獨斷專行的手,/勇敢地撒播著文明”;他“時而是院士,時而是英雄,/時而是航海家,時而是木工,/他以一顆包羅萬象的心,/永遠充當皇位上的勞工”[3]91-92。

在普希金看來,彼得大帝“他一個人就是一整部歷史”[4]。發掘和張揚以他為代表的俄羅斯歷史精神,不僅表達了對歷史的尊重,更表達出對現實帝王尼古拉一世的諷喻和鞭策:“請以宗室的近似而自豪吧,/請在各方面都像祖先那樣:/像他那樣勤奮而又堅定,/也像他,能給人以善良的印象。”[3]92普希金希望尼古拉一世能像彼得大帝一樣,做一個有能力、有作為、有志向的開明君主。但是他后來發現,這不過是妄想而已,因為尼古拉一世“身上有很多準尉的東西,而彼得大帝式的東西并不多”[5]。普希金對尼古拉一世失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和彼得大帝相比,尼古拉一世確實遜色很多。前者開創了俄國“啟蒙的真正的春天”,而后者在鎮壓十二月黨人的血腥中即位后,完全丟掉了前期的某些自由主義的面具,實行公開的思想文化壓制,他的高壓統治使俄羅斯社會生活進入漫長的“冰冷的冬天”。其次,隨著俄羅斯思想的覺醒,知識分子對俄羅斯和俄羅斯帝王的期待值也隨著增加。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封建專制制度具有必然性和進步性,但從現實和未來的角度看,覺醒的知識分子已經難以容忍。而尼古拉一世恰恰繼續采取高壓政策鞏固他的強權。再次,尼古拉一世對普希金本人威逼利誘,軟硬兼施,不僅剝奪過他的自由,還羞辱過他的人格。這也讓普希金看清了他的真實面目。最后,常人貴遠賤近,尤其當現實充滿無法解決的矛盾時,更容易將過去當作精神的家園,因此,贊美甚至美化過去的帝王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在《鮑里斯•戈都諾夫》中,普希金借助修史官皮敏之口表達了對沙皇費奧多爾(1584~1598)的好感:“上帝喜愛皇帝的溫順,/在他生前,俄羅斯一直四海安寧,/非常太平。”[6]一般的史學家都認為伊凡雷帝和費奧多爾是典型的“虎父犬子”,與創立了豐功偉業的父親相比,費奧多爾是一個低能的皇帝。可是,有時候“低能”也是一種優點,至少“低能”者性格溫順、無欲無求,不好大喜功、不勞民傷財,這種天然的“無為而治”反倒給國家帶來了安寧和太平。對無能皇帝的懷念暗含著對鮑里斯•戈都諾夫的諷刺。鮑里斯•戈都諾夫是一個有能力、有作為的皇帝,但是俄羅斯的“混亂時代”也是從他開始的。對無能皇帝的欣賞也隱喻了對沙皇亞歷山大一世鎮壓十二月黨人、加強專制統治等某些“有為”行為的嘲諷。當然,“祖先”留下的不只有需要學習的經驗,還有需要避免的教訓。《鮑里斯•戈都諾夫》就是影射亞歷山大一世的登位方式和登位后的表現,警示他不要重蹈鮑里斯•戈都諾夫的覆轍。普希金在1827年《致〈莫斯科通報〉出版人的信》中說:“您想知道還有什么妨礙我發表自己的悲劇嗎?就是其中有些地方使人聯想到影射、暗示、allu-sions(諷喻)。”[7]

這里的“有些地方”包括三點:一是指鮑里斯•戈都諾夫弒君的情節,使人聯想起亞歷山大一世也是踏著保羅一世的尸體登上皇位的;二是指百姓在莫斯科紅場隆禮臺上高呼“殺死戈都諾夫家族”的場面,暗示亞歷山大一世如果繼續實行專制暴政的話,也不會有好下場;三是指鮑里斯•戈都諾夫常常鎖在寢宮里和魔法師、巫公子、打卦佬一起算命卜卦,諷喻亞歷山大一世不務正業,和修士大司祭福季、都主教謝拉菲姆等過往甚密。普希金對亞歷山大一世經過了從希望到失望的轉變。亞歷山大一世即位伊始,實行了一些自由主義的改革,小部分地解放了農民,并出臺了斯彼蘭斯基政治改革方案。1812年的衛國戰爭,以及隨后俄國對法國戰爭的勝利也增加了普希金對亞歷山大一世的好感。當俄國的軍隊從巴黎凱旋時,俄國似乎成了歐洲的解放者,人們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中。然而,歸國后的軍人們很快發現,自己的祖國依然是備受奴役的國家。普希金也終于看穿了他的偽自由主義真面目,對他從此失去了信任。1818年,亞歷山大一世在華沙召開的波蘭會議上許諾在俄國制定一部憲法,普希金把此種允諾諷刺為大人哄小孩子玩的“童話”:“孩子在小床上高興地/跳了又跳:/‘難道這是真事?/難道這不是玩笑?’/母親對他說:‘合上你的小眼睛,睡吧,寶寶;/你已經聽完了你的父皇/給你講的這一篇童話,/到時候了,你正該睡覺。’”[2]255-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