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教師投稿論文20世紀三個中蘇條約形成經過之回顧與比較

　　這篇歷史教師投稿論文發表了20世紀三個中蘇條約形成經過之回顧與比較，論文首先回顧了中蘇兩國政府的關系，不難看出在中蘇國家關系當中，國家利益、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以及強弱對比等因素相輔相成，互為作用的情況。

　　關鍵詞：歷史教師投稿,中蘇條約

　　20世紀，中蘇兩國政府間曾經就涉及兩國根本關系的問題，締結過三個具有重要意義的條約。這就是1924年5月31日簽訂的《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1945年8月14日簽訂的《中蘇好同盟條約》，以及1950年2月14日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這三個條約的簽訂有一個很特殊的現象，即簽訂條約的聯政府始終如一，而中國政府卻幾經更迭。也正是由于蘇聯建國①后，中國的中央政府曾經三易其手，即由北京政府到國民黨政府，再由國民黨政府到共產黨政府，因此也就有了這三個根本性條約的形成。

　　(一)

　　1924年《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是在一個相當特殊的條件下締結的。一方面，當時的中國不僅積貧積弱，而且處在軍閥割據的條件下，孫中山國民黨便在廣州另立中央，因此，北京政府的管轄范圍及其代表性十分有限。但它在對蘇問題上，卻得到了列強各國政府的有力支持。另一方面，蘇聯政府雖一舉戰勝十四國武裝干涉，成功地統一了廣袤的國土，甚至將其軍隊伸入到外蒙古地區，直接威脅到中國的主權，然而其反資本主義的性質，及其革命的特性，卻使它在國際上十分孤立，因此對于中國這種同樣受到列強欺凌的周邊國家，它無論基于意識形態的目標，還是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都必須表現出最大的善意，以設法取得同情。這也就是為什么盡管中蘇兩國實力強弱明顯，蘇聯政府卻早早就向北京政府表明了善意。而權力有限的北京政府卻在列強的支持下，面對蘇聯政府要求外交承認，一度采取了相對矜持和冷漠的態度。

　　不過，意識形態的目標和現實的國家利益通常是存在矛盾的。關于這一點，我們只要簡單提到蘇聯一方從1919年7月《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人民委員會對中國人民及中國南北兩政府的宣言》，到1920年9月《蘇俄政府第二次對華宣言》，再到1924年《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的談判內容，就足以了解意識形態的影響在政府行為中的極大局限性。

　　1919年7月第一次對華宣言時，蘇俄勢力僅及于烏拉爾，因此，它對沙皇在中國攫取的權益甚少，因而很痛快地向中國表示："蘇維埃政府已放棄了沙皇政府從中國攫取的滿洲和其他地區。""蘇維埃政府愿將由沙皇政府、克倫斯基政府及霍爾瓦特、謝米諾夫、高爾查克匪幫、俄國前軍官、商人與資本家掠奪所得的中東鐵路及其所有租讓的礦山、森林、金礦與他種產業，無償歸還中國人民。"②但即使如此，這一宣言在其國內公開發時，仍然不能不考慮到國內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將上述文字刪掉了。到一年之后，即1920年9月它再度發表第二次對華宣言時，一方面紅軍已順利挺進西伯利亞，另一方面為避免直接與日本打仗，它在遠東地區成立了一個遠東共和國，而這個共和國則公開宣布俄國遠東地區，包括位于中國東北的中東鐵路路區，均為該國領土。基于這種情況，蘇俄政府放棄沙皇攫取的在華權益的態度明顯地有所變化。在這一新的宣言當中，它已明確表示，對中東鐵路問題，中國應當同蘇俄及遠東共和國另訂使用辦法。

　　1921年，隨著蘇俄取得了對十四國武裝干涉的勝利，其爭取周邊國家同情的和平心態已經逐漸讓位于以強力捍衛自身安全的戰略意圖。紅軍出兵外蒙古，就典型地反映了蘇俄領導人心態上的這種重大變化。盡管懼于國際上以及外交上的壓力，蘇俄這時尚不能公開否認中國這時對外蒙古享有主權，但在蘇俄領導層內部，外蒙古特殊的地理位置既然可能被敵對勢力用來造成對蘇俄國家安全的嚴重威脅，那么用強力造成外蒙古與中國事實上的分離，在那里扶植政府，并與之簽署條約與協議，從而把它納入到自己的安全體系之內，就是一種理所當然的外交選擇。

　　中東鐵路和外蒙古的問題，從此成為中蘇兩國交涉中兩個長期糾纏不清的難題。這里面中東鐵路問題實際上是確保蘇俄既得利益的問題;而外蒙古問題則是出于其自身的戰略安全考慮。無論是既得利益，還是安全考慮，在這時的蘇俄領導人看來，顯然都屬于國家利益。問題是，隨著自身實力的變化，而把國家利益放大到可能損害鄰國領土和主權的程度，在意識形態和道德上都可能發生問題。包括蘇俄自己的外交人員，最初對此也難以適應。1922年蘇俄政府的全權代表越飛來華后，就深信應當援引1919年和1920年蘇俄政府對華宣言中的承諾，展開與中國人的談判，因為這是真正可以使蘇俄區別帝國主義，從而贏得中國和世界人民同的政策。為此，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不得不明確指示越飛說："在同中國談判時，從1919年到1920年的總宣言中得出直接指示是不能允許的，當時中國對這個宣言并未作出相應的反應。"對中東鐵路，必須使俄方享有特殊權益，要堅持共管;對外蒙古，應設法通過協議來解決"它的國家法律地位問題和從蒙古撤軍問題"，而解決這個問題時，不允許把受到紅軍支持的蒙古獨立政府的意志排除在外。

　　1922年8月3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上述指示，確定了此后蘇聯政府對華政策的兩項基本訴求。只不過，這個時候的蘇聯政府還不夠強大，其意識形態的宗旨和外交政策的需要，都或多或少地制約著它維護既得利益和擴大防衛范圍的外交行為。因此，其在1924年談判《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的過程中，仍不得不向堅持對外蒙古和中東鐵路享有主權的北京政府作出相當的妥協。按照這一協定，蘇聯政府公開聲明放棄俄國部分之庚子賠款，放棄一切租界，取消治外法權及領事裁判權，承認外蒙古為中華民國之一部分，尊重在該領土內中國之主權，并且同意中國以中國資本贖回中東鐵路及該路所屬一切財產，在此之前，與該路有關之所有關系中國家及地方主權之各項事務，概由中國政府辦理。蘇聯代表所能堅持者僅為二項，其一，蘇聯駐外蒙軍隊須待兩國政府另行會議商定撤兵期限及彼此邊界安寧辦法后，始得盡數撤退。其二，中東鐵路之前途只能由中俄兩國決定，不許第三者干涉。在其前途未定之前，兩國共同組織理事會、監事會和鐵路局以管理之。

　　如果我們不了解蘇聯政府這時的真實意圖，相信我們很容易得出該協定"是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與外國簽訂的第一個平等條約"這樣一種結論。⑦問題是，歷史的真相并不完全表現在字面上。《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的談判及其簽訂，實際上是在特定條件下中蘇雙方相互妥協的結果。北京政府沒有能夠迫使蘇聯政府依據第一次對華宣言的承諾，無償交還中東鐵路路權，它甚至沒有辦法迫使蘇聯立即從外蒙撤軍;而蘇聯方面也沒有能夠將中東鐵路路區永遠劃入自己的版圖，更沒有能夠實現促成外蒙古獨立建國的預想。不僅如此，蘇聯政府還不得不承諾準備將中東鐵路及該路所屬一切財產由中國方面贖回，不得不承認外蒙古為中華民國之一部分，蘇聯將撤退其軍隊。但是，對于兩個實力相差懸殊的國家來說，當勢力強大的一方相信必須放大其國家利益才能確保自身安全和為民族贏得榮譽時，它侵害弱小一方的利益就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了。?

　　論文20世紀三個中蘇條約形成經過之回顧與比較

　　(二)

　　相對于1924年《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而言，1945年蘇聯政府與南京國民黨政府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無疑是蘇聯在中蘇關系問題上持續擴大其國家利益的一種必然結果。《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與《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之最大不同，就在于蘇聯政府成功地實現了20年前它在與北京政府談判時沒有能夠實現的外交目標。先是外蒙古問題。中方被迫宣告："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獨立之愿望，中國政府聲明，于日本戰敗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證實此項愿望，中國政府當承認外蒙古之獨立，即以其現在之邊界為邊界。"?

　　其次是中東鐵路問題。中方亦被迫承認："日本軍隊驅出東三省以后，中東鐵路及南滿鐵路由滿洲里至綏芬河及由哈爾濱至大連、旅順之干線合并成為一鐵路，定名為中國長春鐵路，應歸中華民國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共同所有，并共同經營。"

　　更為引人注目的是，在1924年已經被蘇聯政府公開宣言放棄，且在與北京政府談判中完全不曾提及的前沙皇俄國在中國東北一度攫取的大連、旅順出海口租借權一事，竟重新成為蘇聯政府的要求之一。中方被迫宣布：大連為一自由港，但該自由港所有港口工事及設備之半，及指定碼頭與倉庫，無償租與蘇方，租期定為三十年;蘇聯有權在除大連市以外的旅順港區域內駐扎陸海空軍，并以其為海軍根據地，期限定為三十年。⑧?

　　1945年8月14日簽訂的這個《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最典型地反映了大國政治交易之下弱國可能的遭遇。很明顯，同樣作為戰勝國，中國再度遭遇了當年在巴黎和會被出賣的悲慘境遇。1945年2月召開的雅爾塔會議，美、英兩大國同樣出于利益交換的目的，應蘇聯的要求，背著中國政府，將外蒙古和旅順港送給了蘇聯。所不同的是，巴黎和會還有中國代表列席，而雅爾塔會議卻完全是大國之間的秘密交易。等到歐洲戰爭結束，對日戰爭開始，美國才出面督促中國接受這一交易的結果。

　　十分明顯，1945年中蘇談判時，蘇聯所處的地位與1924年時已有極大不同。其一，它這時不僅與美、英兩大國有著秘密交易，其主要要求都得到后者的承諾和支持，而且還掌握著出兵中國東北的主動，并足以威脅國民黨政府接收東北權利的巨大優勢。無論國民黨政府接受其要求與否，它都可以輕易地造成既成事實，置國民黨政府于更大的被動之中。其二，由于紅軍的介入，外蒙古早就成為蘇聯的勢力范圍，1924年《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只是在字面上肯定了中國的利益，事后蘇聯政府幾乎從未將外蒙古視為中國的一部分。事實上外蒙古已經有20多年完全脫離了中國的主權管轄范圍，不論國民黨承認與否，外蒙古的獨立已是既成事實，難以改變。其三，戰后國共紛爭有急起之勢，中共在北方地區占據著大量敵后根據地，具有迅速接收政權的極大便利，國民黨要想將其遠在西南的軍隊運抵北方接收各地政權，特別是進入工業重地東北地區，非取得蘇聯的同情，并借助于蘇聯的幫助不可。鑒于上述種種情況，1945年的中蘇談判尚未開始就已成一邊倒的形勢。在此形勢下進行談判，蘇方態度之無所顧忌，和中方態度之委曲求全，實不難想象。

　　要肯定的是，即使在如此不利的條件下，國民黨政府的代表宋子文亦曾根據蔣介石的意見，努力地進行過爭辯。比如他曾表示不同意將雅爾塔協定中"維持外蒙古的現狀"一語，解釋為中國政府應承認外蒙古獨立;他曾爭辯說中長鐵路的所有權應歸中國，但由中蘇兩國共管;他強調對旅順港不能使"租借"，必須在協定中顯示該港可由兩國共同使用，以免引起國內民眾的不安;他亦曾堅持蘇聯在東北的特殊權益不能妨礙各國自由使用大連港和鐵路運輸設施，以及在東北境內發展商業的企圖。他甚至做好了"萬一史(斯大林)堅持外蒙必須由我國承認其獨立，則只可中止交涉"的準備⑨。但是，蘇軍出兵已是箭在弦上，中國東北及新疆的統一更全在蘇聯的威脅之下，蔣介石最終還是出于內政的需要，決定"犧牲".

　　他的指示是："若我國內(包括東北與新疆)真能確實統一，所有領土、主權及行政真能完整無缺時，則外蒙獨立或可考慮".關鍵之點，在于蘇方能夠切實保證：尊重中國東北三省領土、主權及行政之完整，和今后不再支持中共與新疆之匪亂。"此乃為我方要求之交換條件也。"?B10?對此，斯大林均一一允諾。結果，中方交出了外蒙主權和東北中長鐵路、大連港、旅順港等項權益，而蘇方在條約的照會中則承諾：蘇聯政府予中國道義上與軍需品及其他物資之援助，"當完全供給中國中央政府，即國民政府";"蘇聯政府以東三省為中國之一部分，對中國在東三省之充分主權，重申尊重，并對其領土與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認";"關于新疆最近事變，蘇聯政府重申，如同盟友好條約第五條所云，無干涉中國內政之意。"

　　推薦期刊：《教育研究與實驗》(雙月刊)創刊于1982年，是由華中師范大學主辦的教育理論刊物。中國教育學會教育實驗研究會會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