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自然主義哲學的流變及其可能

　　摘要：自然主義已成為當代世界哲學中的重要思潮。縱觀半個世紀以來的自然主義哲學，由最初以蒯因為代表的科學的自然主義，逐漸發展到開明的自然主義。開明的自然主義不同意科學的自然主義所推崇的科學知識與科學方法的至上地位，主張更為開放性的認識論與方法論。作為一種研究態度，開明的自然主義有進一步發展與完善的空間。

　　本文源自《長沙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雙月刊)創刊于1986年，是由長沙理工大學主辦的綜合類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長沙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反映校內外社會科學各個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本刊系綜合性社科類高校文科學報，自辦刊以來，一直秉持辦精品學術刊物的宗旨，追求高學術品位，力求辦成學術水平高，編輯精美的社會科學類學術刊物。

　　20世紀中期，在邏輯經驗主義仍然盛行之時，蒯因(W.V.Quine)發表了其著名論文《經驗論的兩個教條》，從內部展開了對主流分析哲學信條的批判，這也為他日后的另一篇重要論文《自然化的認識論》埋下了伏筆。自蒯因開始，自然主義逐漸在主流哲學界占據重要位置，它是當今哲學界廣為接受的一種哲學立場。蒯因明確宣稱自己為“非自然主義者”哲學家，雖非絕無僅有，但也為數不多。

　　然而，“自然主義”一詞雖然在當今哲學界使用頗為頻繁(尤其在英美哲學界)，但其涵義卻未得到較一致的界定與闡明。普特南(R.Putnam)曾感嘆，“自然主義”之未被定義已堪為規律，不過也存在例外[1]。甚至就同一領域而言，不同哲學家對自然主義的理解往往也存有分歧。誠然，當代哲學家們以不同方式詮釋“自然主義”，并對其意義的理解各有理由，這需要我們探究各自背后的具體立場傾向與主張。

　　自然主義者內部立場強弱有別。那些具有相對弱的自然主義承諾的哲學家們傾向于以更為寬松的方式理解“自然主義”，以免取消自己的“自然主義者”資格;而那些堅持強的自然主義教義的哲學家們則傾向于為“自然主義”提供更嚴格的標準。總的說來，在當代哲學中，“自然主義”主張自然界所有的事物皆可由自然科學所解析;至于科學的解析是否是唯一適當的，不同的自然主義哲學家觀點尚存在分歧。本文嘗試對其不同的立場進行辨析。

　　一、科學的自然主義及其批判科學的自然主義(ScientificNaturalism)是當今自然主義哲學中占據主流地位的一種立場。論起科學的自然主義，便不得不提及令自然主義哲學在近半個世紀以來重煥生機的重要哲學家———蒯因。他的自然主義思想可以追溯至他的論文《經驗論的兩個教條》。在這篇著名的論文中，蒯因反叛了邏輯實證主義哲學：通過對分析與綜合二分法的拒斥，由此走向對先驗研究與經驗研究二分法的拒斥，通過對意義的證實說與還原論的拒斥而走向整體論(Ho-lism)。拒斥“兩個教條”的最終結果是走向自然主義，主張(自然)科學知識及其方法的第一性。由此，傳統認識論的地位被降低至“僅僅是心理學(因此，是自然科學)的一部分”[2]，并進一步演化為“除了科學內部是可以商量的、不確定的事物之外，從不感到任何不安的自然科學家的堅定態度”[3]，也就是被蒯因戲稱為“頑固的實在論”。盡管后來蒯因的這種激進立場有所緩和，但他向心理學求助的做法仍遭到不少哲學家的反對。他們的主要意見在于：蒯因將認識論轉換為研究人類認知現象的心理學，這似乎拋棄了傳統認識論對規范性問題的研究，因為心理科學并未以任何方式研究知識的規范性問題。

　　盡管異議的聲音不小，但科學的自然主義在今天仍可稱陣容鼎盛。除蒯因的自然化認識論以外，尚有以吉爾(R.N.Glere)為代表的工具化認識論和以西蒙(H.A.Simon)、薩伽德(P.Thargard)為代表的計算化認識論等。吉爾認為，傳統的方法論基礎主義已經破產，如邏輯實證主義強調的科學知識不斷增加所體現出的累積式科學進步觀以及波普爾(K.Popper)從另一個角度提出的證偽主義，皆遭受到了來自庫恩(T.Kuhn)引領的科學哲學的歷史學派的強烈批判。蒯因和坎貝爾(D.T.Campbell)等人嘗試使心理學成為自然化認識論的基礎的努力是徒勞無效的，應大膽放棄認識論的基礎主義而擁抱科學的自然主義。因為，“對任何科學而言，均不存在特定的哲學基礎。存在的僅僅是有深度的理論，但其僅僅是科學的一部分。同時，也不存在探討科學的理論深度的哲學方法，存在的唯有科學方法本身。”[4]隨后，吉爾在對其本人的哲學思想進一步梳理后，在2006年出版的著作《科學視角論》中提出一種新的視角主義理論，并依其早先提出的模型理論對其科學的視角主義予以支持。他認為，模型是理解科學實踐最重要的概念之一，這是由于模型是科學最基本的實體。大多數科學家也正是利用模型這一工具來解釋世界的，并且理論模型的合理性不應是科學的自然主義所應要求的。原因在于，自然主義的理論選擇方式是“自下而上”的，它是從行動者在實際生活中所面臨的種種選擇開始的[5]。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這種“自下而上”的方式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它忽視了為現象提供一個全局性的理解。因此，它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或許對吉爾本人而言，不論是何種工具，其存在的合理性就在于能夠“解題”(Problem-Solving)。不難看出，吉爾的工具化認識論具有很強的科學的自然主義傾向，這一點與蒯因是相似的，即均將認識論問題“科學化”。但是，與蒯因相比，無論是從“工具”的選取還是操作方面而言，吉爾更加注重工具的合理性與實用性，換言之，就是利用自然主義對認識論問題進行描述和解決，從而承接分析哲學的方法論。但是吉爾在以這樣的“工具”對認識論問題刨根問底時，也遭到了來自埃弗隆(N.J.Efron)的反對。埃弗隆認為，科學不屬于純粹的模型構建過程，事實上還應包含非邏輯因素，這些非邏輯因素主要是指人文主義與價值因素等，而這恰恰被吉爾所忽略了[6]。

　　作為對蒯因、吉爾等人的自然化哲學觀點的改良，與前者相比，薩伽德、西蒙等人的自然主義思想可算得上頗具新意，甚至可以說極富創意。其最大特點在于真正嘗試將認識論可操作化，也正是基于這樣的目的，計算化認識論得以被提出。所謂的計算化認識論可被概括理解為：嘗試在計算機系統模型的框架內，對科學中的問題進行回答與解釋。在《心智認識科學導論》一書中，薩伽德提出，人類的思維可借由計算機程序化模型進行構建。“為了把握人類思維的復雜性，最好的途徑是使用多重方法，尤其是要將心理學與神經科學的實驗與計算模型結合起來。”[7]科學的發展使得算法與數據結構結合成這樣的運行程序，心理表征與計算程序結合成了思維，即所謂的“心智”。在薩伽德看來，這樣的做法在理論上或許是最為合適的方式。總之，薩伽德等人認為，科學與哲學之間不是完全脫離的，而是連續的。二者僅有的區別在于解釋、處理問題時，思辨性與規范性的強度不同。但是，薩伽德、西蒙的計算化認識論立刻遭到了特萬尼(R.D.Tweny)的質疑：關于高階的直覺推理、不確定的交互作用、視覺的形象化描述等方面的問題，計算機程序模型是否可以發揮最大作用?特萬尼認為，“看來，有必要在一個更大的語境下來考慮計算機模型的作用，這個語境是我們關于科學思想的、發展著的理論語境。”[8]特萬尼的質疑不無道理。因為科學知識及理論有其非程序化之屬性，例如直覺的、社會的種種因素以及數據真偽性等是無法用計算機處理的。薩伽德想借用計算化理論對認識論問題加以闡釋，從而將其變為萬能理論，很明顯是片面化的，其做法與蒯因、吉爾等人在實質上是一樣的。

　　科學的自然主義雖經蒯因提出，更由吉爾、西蒙、薩伽德等人進一步加持，陣容相當強大，但仍遭到了眾多學者的質疑與反對。普特南就曾對蒯因引進科學的方法表示不滿，并對其做法有過這樣的評價：如果認識論滿足于心理學，則認識論的規范性問題將被消除[9]。普賴斯(H.Price)曾在其《無具象的自然主義》一文中，嘗試對科學的自然主義似非而是的特點加以論證時指出，現行科學的自然主義其實質上是一種客體自然主義(ObjectNaturalism)，其所關注的是如何將各類客體在科學研究下“置于”合適的位置[10]。這樣的做法會將科學推向完全勝利、科學統治一切的強立場。蘇珊·哈克(SusanHaack)更是對科學的自然主義采取了零容忍的態度，她曾直言道，“對于我個人而言，不僅要反駁先驗論，更要反駁科學主義”[11]。在經受來自各方的猛烈抨擊之后，科學的自然主義立場值得商榷，于是，開明的自然主義生長土壤由此得以形成。

　　二、開明的自然主義的幾種可能

　　作為哲學中一股新的發展潮流，開明的自然主義與尚處于正統地位的科學的自然主義存在幾處相斷裂的鴻溝：第一，開明的自然主義接受來自非科學的認知方式的存在，這類認知方式主要匯集于對藝術品價值的理解、人的道德層面以及不同類別原因之間的關系等[12]。這是因為，就人類目前的認識方式與水平而言，對于一些未知的事物暫時無法用科學解釋，但也不能放棄解釋。因此，開明的自然主義接受來自非科學的認知方式，但這并不意味著超自然方式對世界把握的妥協。第二，開明的自然主義試圖在理論和實踐推理過程中，為所反映的理性或概念的規范性提供一個非還原性、非超自然主義性的說明。就實質而言，理論或概念的產生，本是可被反復研磨，甚至相互爭辯，但嚴格地遵循科學規范，“自然主義”便難以自然化，相反，則極易滑向自然主義的對立面———超自然主義(Supernaturalism)。因此，面對這樣的困境，開明的自然主義嘗試在二者之間尋得一種平衡，提供某種或集合式的非妥協性的規范，以對二者暴露出的弊端進行規避。第三，開明的自然主義挑戰具有廣泛影響力的蒯因的一些論點，即認為哲學在“自然化”的過程中必須適當限制成功科學的方法[13]。從人類文明發展史我們可以了解到，科學方法論自誕生至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這種成功使得很大一部分學者對科學方法論極力推崇，蒯因作為科學方法論的積極推崇者，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一些學者關于對科學的精神與方法過度遵從表示失望，他們認為，科學的自然主義對科學方法優先性的過分強調將會限制科學本身的自然發展，甚至難以實現真正的“自然化”，因此需要對其進行適時規范。

　　當然，開明的自然主義與科學的自然主義之間也存在共通之處，開明的自然主義并不限制科學的自然主義對科學成功的解釋性的本體論承諾。作為一種新的哲學思潮，開明的自然主義主要代表人物有：馬里奧·德·卡羅(MarioDeCaro)、麥克道爾(J.McDowell)、普特南、羅蒂(R.Rorty)、托馬斯·斯科倫(ThomasM.Scanlon)、皮特·斯特勞森(PeterStrawson)等。但這些哲學家們對開明的自然主義有著諸多不同的看法或觀點，甚至連術語名稱也未能統一。例如，麥克道爾與卡羅稱其為開明的自然主義;杜普雷(JohnDupré)稱其為多元化的自然主義(PluralisticNaturalism);普賴斯稱其為主體自然主義(SubjectNatural-ism);哈克稱其觀點為改良的后驗主義的自然主義(Reformist，AposterioristNaturalism)等。在此，我們認為：不論是采取哪一種術語名稱，它們均可以被理解為無定的自然主義(UnboundedNaturalism)，這就暗示了不論是認識論還是方法論的自然主義，都愿意與來自不同哲學的理論合作的建設性態度。“無定”的理念來自于這樣的事實：知識是復雜的人類現象，它不是任何單一視角的探究所能完全涵蓋的[14]。基于此，筆者認為采用“開明的自然主義”這樣的稱呼更為適宜。

　　麥克道爾的《心靈與世界》是近些年來備受廣大哲學家關注的著作，其中一個原因在于不少哲學家們承認麥克道爾的自然主義思想是開明的自然主義的源頭之一。事實上，在《心靈與世界》一書中，麥克道爾便已提出一種基于第二自然(SecondNature)的自然主義(NaturalismofSecondNature，NSN)。盡管麥克道爾對其并沒有作出明確的界定，但他將“第二自然”與亞里士多德的“德性”概念相匹配，認為作為結果的思想及行為習慣即為第二自然，其有助于構建倫理道德的基礎，并令我們能夠區分并創造出關于理性空間的布局的可理解性。而一個人的第二自然中最核心的便是理性———概念的能力，這種能力不是天生獲得，而是在其出生后，通過某些活動方式(如教養)而擁有的習慣、傾向等的集合[15](P88)。倘若人的理性———概念能力參與到構建經驗世界之中，那么隨之就會產生一個這樣的問題，即動物們被該世界隔絕了出去，原因在于，人通常被認為是具有自發性的理性感知力的動物，而純粹動物則不具備這些。對此，麥克道爾的回答是：我們與純粹動物的確分屬于不同“世界”，我們與純粹動物共有的東西或許就是對環境特征的感知敏感性罷了[15](P74)。同時，這種感知敏感性亦有滲透自發性與獨立自發性之分。對純粹動物而言，純粹的生物性需求成為了活動的基底，決定著其生存方式。而對于人類而言，除了依靠一定的生物性需求之外，正是由于理性空間的存在，才能夠更加深層地影響或決定我們應該做什么或能夠做什么。這也正是麥克道爾所強調的“第一自然”(MereNature)與“第二自然”(SecondNature)之分。總之，麥克道爾的第二自然的自然主義是對膨脹的柏拉圖主義所要求的對意義的神秘化與絕對自然主義所主張的對自然完全祛魅的一種折中之舉，其具備兩方面的特征：其一，否認自然即為(科學)定律領域，因為第二自然也內含其中;其二，接受理性空間具備獨特的可理解性特征，且無法還原至(科學)定律領域。

　　在分析哲學家中，麥克道爾的哲學向來以晦澀難懂聞名，此處亦不例外。與之相比，瓦托夫斯基(M.W.Warotfsky)的認識論或許能為我們的思考提供更多指引。瓦托夫斯基發現，蒯因的自然主義并未注意到社會文化對人類知識的影響，于是提倡認識論的歷史化。他認為，知識的獲得是人類活動的基本方式，它不能脫離其他形式的人類實踐，因此也不獨立于這些其他形式實踐的歷史性[16]。人類的知識獲取過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一個不斷累積的動態過程。在這個過程當中，后續的經驗知識是在前面的知識被加以驗證之后進一步發展所得。所以說，人類的知識獲取過程就是一種特殊的人類實踐活動，它不可能逃離人類整體實踐而獨立存在。也正是知識的實際演變過程，體現出其某種實踐上的歷史性特征。這正如庫恩曾對波普爾的證偽主義感到擔憂，認為波普爾的這種思想強調的是科學理論的不斷更替，即新理論或新知識取代舊的理論的一種過程，或者說更像是一種“知識上的革命”，而這種想法恰恰忽略了科學史的發展實際，“忽視了遵循傳統的常規科學活動，而把破壞傳統的科學革命看成科學活動的全部”[17]。瓦托夫斯基與庫恩皆認為，人類認識活動是歷史的，處于運動著的狀態。也就是說，認知活動(也包括直覺上的)的形式與內容隨著人類實踐的變化而變化。瓦托夫斯基這樣的想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為人類的認知活動無法逃脫各類實踐對它的束縛而單獨進行，這種束縛來自不同的方向，可以是經濟的，也可以是政治的。不得不說，實踐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知識領域，我們也可理解為：實踐是認識活動的核心來源，更是它的具體形式。

　　在勞丹(L.Laudan)看來，麥克道爾的第二自然主義、瓦托夫斯基的解題之路，其最終目的都在于“解決問題”，而解決這些問題事實上是在某類規則中進行。勞丹曾在其1987年發表的文章《進步或理性》中明確提出“規范性自然主義”(NormativeNaturalism)這一概念。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盡管勞丹的“規范性”概念提出的時間要早于唐斯(S.M.Downes)等人，但不妨認為勞丹的這種想法是作為一種“預設”而存在。在勞丹看來，無論是哪一種加以修飾限定的自然主義，究其本源，只不過是一種關乎科學哲學地位與認識論的思想觀點罷了。其目的在于以更為合理的、更為多數人所接受的方法來解釋科學探究的過程。勞丹的“規范性自然主義”之所以說是“規范的”，其原因在于這些哲學思想遵從著幾條重要規則。首先，在科學認識的過程中，某些后來被認定為探究科學的方法規則并非一開始就有，它是在科學認識過程中被當作某種認識的“假定預設”而存在。其次，方法論應該是動態積累的過程，從這種意義上來說，它是經驗的。再次，根據庫恩的“不可通約理論”，盡管理論之間無法通達，但若是能夠有意義地談論同一問題的不同理論，便可對相互競爭的理論作出合理性評價。最后，針對不同問題的探究，方法論規則與理論處于相同地位。勞丹的這些富有特色、極具吸引力的科學認識理論體系為我們把握開明的自然主義的方法，提供了一個更為清晰的輪廓。

　　唐斯更是在總結前人觀點的基礎上，建立起自己的社會自然化認識論體系。他認為，以蒯因為代表的科學哲學家們似乎只是將注意力集中在了利用認知科學的成果去解釋科學，其更多地是偏向于從個體角度出發，而不太關心科學實踐的社會屬性，因而這是一種不夠全面的研究方式。他建議應該站在更高的視角———加入社會的維度———發展認識論，其原因在于科學知識生產活動實際上屬于一種帶有社會性質的實踐活動[18]。所以，認知科學如果不放棄認知個體主義，它就不能對科學作出適當的描述性說明。同時，具備某一規范范圍的自然主義的科學哲學必然會有一種描述基礎，這種基礎要考慮科學實踐與眾不同的社會本質[18]。唐斯通過社會認識論的“第三種手段”彌補前面所述的認識論研究，具有一定參考意義，同時也是避免其走向單向、片面化的重要途徑。

　　三、走向規范

　　當代哲學中許多問題源自理性與自然的緊張關系。在這種緊張關系中，哲學被要求在二元論中給出合理的解釋、尋求令人滿意的答案。而無論是科學的自然主義還是開明的自然主義，在功能性上從未發生變化，這種功能性使得傳統哲學的基本立場發生了轉變，令哲學認識論依附于自然科學，而不是為科學提供前提。因為自然科學在占據社會主導地位后，揚升為確定事物的真實存在的最后仲裁者，但是，作為發展具有一定歷史時間的科學的自然主義并未能完全解決當代科學哲學的研究問題，科學認識論研究依舊徘徊于規范化與自然主義之間。由此就需要對科學的自然主義進行“改良”。在這一方面，我們可以從中看出麥克道爾、普特南、羅蒂、勞丹、唐斯等哲學家們所作出的努力。開明的自然主義是一種處于科學的(或還原的)自然主義和超自然主義之間的概念空間的非正統形式。其允許人們可以在尊重成功的科學解釋和結果的同時，還接受來自其他方向的解釋，而絕非認為科學是人類了解自我和探索世界的唯一途徑或必然選擇。甚至可以這樣來形容，開明的自然主義可稱得上是一種“開明的”或“包羅萬象的”自然主義，且對于一個開明的自然主義者來說，日常生活中存在許多我們不宜或無法由科學適當解釋的事物，如藝術品、理性和價值觀等。所以，根據這種形式所定義的自然主義，解釋這類事物或許需要既非科學主義的又非超自然主義的元素。更進一步來說，開明的自然主義者的工作并非是將自己的本體論定位于成功科學的位置，與之相異地，是要在成功科學與超自然主義之間找出一個(或多個)平衡支點，以兼顧二者不相通之處。

　　很明顯，兩類自然主義之間最大的區別在于對自然科學倚重程度的不同。與此同時，二者也存在著巨大的鴻溝或者屏障，這個鴻溝主要是由二者在科學及其方法的認識論地位問題上的爭論所筑成的。科學的自然主義主張科學與科學方法的至上地位，注重把科學認知的哲學反思與科學本身的實證研究結合起來進行考察。但這樣的立場將認識論被迫具體化為實證科學，遭到反對它的學者的大力批判。而作為近些年來才逐漸被我們所熟知的開明的自然主義，它的努力是在以前的自然化認識論與科學哲學之間找到一條合適的“中間道路”。縱觀對“自然主義”探索的歷程，不論是科學的自然主義還是開明的自然主義，它們共同的特征在于：從未跳出這樣的一個范式———不斷尋找“更合適的”“科學-社會”“知識”的“模型”，以盡可能地將其“包容”其中，所以，由此可知：盡管開明的自然主義對科學的自然主義作出了一系列的批判，但是二者的對立并沒有我們想象中那么尖銳，兩類自然主義依舊共同保有一定范圍上的相同立場，開明的自然主義作為一種興起的思潮可以被描述為“大寫的科學的自然主義”。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樣：不管如何，我們可以有理由說，一種徹底的自然主義可以不給予自然科學及其方法以特殊的優先地位，就此而言，開明的自然主義也許比科學的自然主義將自然主義的精神貫徹得更徹底，其主張作為一種研究綱領而存在至少具有相當的合理性[19]。

　　目前，盡管對開明的自然主義到底是怎樣的一種思想范疇至今在哲學界還未有一個統一明確的定論，但存在即為合理，這種“合理性”體現在其“進步性”，因為科學知識并不是高高在上、絕對無誤的理論體系[20]。正如波普爾所證實的那樣，任何科學理論皆可錯，對科學理論的檢驗往往是特時特例，經常會被新的證據所否決。開明的自然主義在接受來自科學的自然主義與經驗論的自然主義的一些基本觀點之后，使得科學的自然主義得以修正，以其“進步性”而變得合理，合乎社會進步的需求。而這樣做的原因是科學知識生產實際上屬于一種社會活動，是克服科學的自然主義單向性地走向片面化的重要途徑[21]。而對于開明的自然主義究竟是什么或者說開明的自然主義究竟將會走向何處這一問題，筆者認為“規范性”將是其最終的落腳點，這種“規范性”將會是在接受了來自成功的自然科學與享受社會高度贊揚的社會科學，甚至是來自道德方面的“調校”之后，富有價值性的多元化方法論與本體論的集合。首先，融合了成功的自然科學與享譽全社會的社會科學，這本已預設了某種規范。成功的自然科學與享譽全社會的社會科學在取得階段性的勝利時，便已經受到來自不同領域專業或非專業知識的考察，這些考察是建立在某些成熟理論或學說、傳統等基礎之上的，是自成一套規范的。其次，一套成功的“規范”勢必有一定的道德負荷。依據機器學習之中的“沒有免費午餐”定理(NoFreeLunch，NFL)，一套算法并不會總是普遍性地優于其他算法，同樣地，并不存在有一套終極理論永久壓倒性地勝于其他理論，那么，在不依賴某一系列絕對性條件作為理論選取的標準時，合適的道德傾向或許在其中起到一定的作用，畢竟在好的理論中，道德概念同自然科學概念、社會科學概念一樣，都發揮著重要作用[22]。最后，伴有價值性的方法論與本體論的統一。目前，對于規范性的討論主要聚焦于方法論與本體論兩個層面，作為開明的自然主義未來的發展方向，也更多地是從方法論與本體論展開，并且，若存在開明的自然主義拒斥科學的形而上學一元論而擁抱方法論與本體論的多元性的可能，那么規范性給自然主義帶來的某種危機或許可以得到消解[23]。總之，盡管開明的自然主義在尋得某種規范化的“范式”或“一組甚至是多組限制性條件”之前可能會經歷許多無休止的爭論，同時，在爭論過程中，“某些淘汰規則”或許會被提出。但最終，這些“爭吵”終會在下一個思潮出現之前歸于平靜，走向“統一”，走向“多元”，走向某種“規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