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的“禮”

　　在中國古代，最先出現的應該是禮，從“殷因于夏禮，周因于殷禮”中就可以看出最晚在夏朝，就已經有了禮，原始的習慣轉化為了具有約束力的禮法。西周創立了系統的禮制，“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可見法在當時的作用和權威遠遠沒有禮大。直到商鞅改法為律，確定了法律形式的名稱，秦律才開始打破了“刑不上大夫”的局面。

　　到了西漢時期，漢武帝聽從了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由此，經過改造的儒家禮教逐漸成為指導立法和司法實踐的重要因素。到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禮與法進一步趨于融合，在立法上也繼續標榜儒家思想，仍然有維護貴族官僚的法律特權。

　　中國古代法律以禮教為指導原則和理論基礎，禮教的許多內容被直接定為法律，而且禮教也是評價和解釋法律的最高權威和最重要的依據。在唐朝制定的《唐律疏議》最突出的特點就是“一準乎禮”，也就是完全依照禮教，它大量地引用了儒家經典，如“八議”、“五服”等等，唐律的基本精神就是貫徹三綱五常的準則。

　　到了明朝，朱元璋制定了《大明律》，并且下令他的子子孫孫必須要嚴格遵守這部律典，若有大臣建議修改這部律典，就要按“變亂祖制”的罪名來處罰。一方面，它說明了古代的統治者越來越注重法的制定，但同時在另一方面，法中所體現出來的內容，仍然是極其維護禮，以禮為中心的。法在古代，逐漸地失去獨立性，也可以說是一種必然，為了維護中央集權制度，禮就必須融于法中。

　　一、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禮”的含義

　　在傳統中國，“禮”是一個含義廣泛、內容復雜，包容量極大的概念。從“禮”的字義考察，“禮”字的古體字最早見于甲骨文，本指祭神之器具，尚無規則、制度的含義。后來引申為祭神祭祖的儀式，所謂“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這種表現為原始習慣的禮，從而有了行為規則的意義，并與神權、族權相聯系。

　　其次，隨著父系家長制的宗族演變為奴隸制的國家，祭祀和軍事活動成為“國之大事”，以祭儀為中心的習慣準則遂具有政治制度和國家規范的性質。

　　再次，春秋之后，雖然隨著周禮的分崩離析，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和文化內涵的“禮”，其含義發生了一定的變化。如這時的“禮”，已經不是專指禮節儀式這種狹義上的“禮”，“儀”與“禮”相分離。

　　二、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禮”的特點

　　“禮”作為治國之要，被視為維系統治的“四柱”(四柱即指禮、義、廉、恥)之首。“禮”作為一種中國封建社會的統治工具，其也具有自身的特點。

　　首先，內容的廣泛、具體，或者說社會性是“禮”的第一個特點。說它廣泛，因為它把政治、宗教、倫理、道德、軍事、經濟以及日常生活都納入自己的調整范圍，凡是社會生活所涉及的范圍，都是它所調整的對象，包括人與人、人與神、人與天的關系等等。

　　其次，以宗法為中心的“尊卑貴賤各有等差”的處理原則，是“禮”的第二個特點。“禮”所依據的規范意識是以家庭為本位的忠孝觀念，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禮”在整個封建社會的實行過程中，都是以等差性質表現出來的——即表現為妻對夫、幼對長、卑對尊、子對父、臣對君的絕對服從或“禮”讓。作為一種等級性，這在剝削階級社會中帶有共性，但是中國“禮”的規范又有它自己的特點，即這種等級性是建立在倫理的基礎之上的。

　　再次，義務性、倡導性、實踐性融為一體是“禮”的第三個特點。一般來說，社會規范有三種類型：一是禁止規范;二是放任規范;三是肯定規范。“禮”的規范所采取的是第三種形式，即肯定規范。這一種規范對規范對象在每一場合應該怎樣做都有明確要求。實際上是以義務為中心的。由于是義務為中心，在形式上，恭敬禮讓，誠信就成為實現這種規范的外在表現，即所謂“禮之用，和為貴”。這樣，“禮”實際上就具有了“實踐性”的特點。

　　最后，感化主義的“制裁”方式是“禮”的第四個特點。由于“禮”是積極、肯定的規范，是義務性的規范，“禮”的實施過程本身就是一種教育過程，是一個“遷善遠惡”的過程。當一個人嚴重的觸犯了“禮”的規定需要國家強制力給予制裁的時候，“禮”所要求的仍然是感化主義。根據多種不同情況給予減免等等，就是在定罪量刑的時候，對犯罪的人給予“矜恤”，以實現“刑以弼教”的目的。

　　三、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的“禮法結合”現象

　　禮與法，是兩種性質不同，但又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社會現象。“禮法結合”并不是一種偶然的現象，它是中國封建社會歷史條件，經濟關系以及階級力量對比關系的必然產物，也是中國封建統治者將本階級的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的基本途徑。

　　禮法結合的過程就是禮對法逐漸支配的過程，當“禮”絕大部分存在于法律之外的時候，作為中國封建法的一種外在的力量控制法，而當禮法結合這個過程一旦終結，它則以一種潛在的力量支配著法，成了封建法體系的神經中樞。由此，禮與法形成了相互交融的關系。

　　首先，“禮”的綱要構成了法律的基本權利和義務關系。儒家把傳統封建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概括為“五倫”。而五倫中“三綱”為要。于是，“綱”被傳統封建法律作為基本的社會關系加以調整。

　　“三綱”的法典化就把政治紐帶和血緣紐帶緊緊地擰在一起。使“親親”、“尊尊”水乳交融，從而使社會各個成員的法律地位固定化，責成他們各安其分，不得超越。

　　其次，“禮”的教條成了法律定罪量刑的一般原則。“禮教”教條的制度化，對于鞏固“三綱”，保護封建統治的基礎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其中也有一些進步因素。但是這些原則最終是服從專制統治的需要的，一旦涉及直接動搖封建統治的反逆罪，這些原則就一概不適用了。這恰好表明了“禮法結合”的實質。

　　再次，禮是中國傳統封建社會的根本大法。唐律開宗明義的寫道：“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這種“德主刑輔”、“刑以弼教”的思想，成為歷代統治者所謂“治國大綱”。而且大量的立法、注疏以及司法審判活動都可以證明“禮”在實質上是中國傳統封建社會的根本大法。

　　通過上述分析，簡單地介紹了一下禮的歷史、含義、特點及其與法律的緊密結合，我們知道在中國的古代，法總是與禮相聯系在一起的，古代的律，是以儒家學說為指導，同時倡導出禮人刑，禮刑結合。由此可見，中國的法與禮，是有著極深的淵源的。中國古代禮與法的關系，也可以概括的說是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的不斷演變關系。中國古代的禮與法，在一方面，道德訓誡具有了法律的威勢，這是道德的法律化;而在另一方面，法律規范同時要行使道德的職能，這是法律的道德化。它們是同一種事物的兩面，因此既有共同的表現，又有著不同的影響。

　　在中國的古代，禮與法就如同車之兩輪、鳥之兩翼一樣不可分離，它們之間的關系是一個歷史與現實中永恒的話題。人類的法制發展史告訴我們，從法律的產生到法治的實現就是一個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交互演進的過程。中國古代這種禮法結合、德主刑輔的思想很特別，但我覺得如果實行得當，確實是一種很好的人性化的法，法的高境界就是實現道德化，我們的古人已經想到了，我們今天的法制建設或許也應該從中吸取一點經驗，建立更完善的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