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發展財政教育支出與人力資本積累

　　摘要：從現代人力資本理論投資視角出發，基于我國“政府—市場”二元作用，將金融發展與財政教育支出納入同一研究框架，選取 2003—2018年我國省級面板數據，使用系統 GMM方法，實證探討我國金融發展對人力資本積累的影響效用。研究發現，金融發展顯著促進人力資本積累，且在此過程中，財政教育支出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即金融發展能夠通過影響財政教育支出對人力資本積累產生促進作用;此外，金融發展與財政教育支出在促進人力資本積累過程中表現為互補關系。這表明，要充分發揮“政府—市場二元協同”經濟理性，健全現代金融體系，建立現代財稅金融體制，加大公共財政教育投入，優化教育投入結構，為我國早日實現人力資源強國目標，提供強有力的人力資本支撐。

　　楊帆; 趙越; 岳圣元， 金融理論與實踐 發表時間：2021-08-09

　　關鍵詞：金融發展;財政教育支出;人力資本積累;“政府—市場”

　　一、引言與文獻綜述

　　努力推進我國由人口大國向人才強國轉變，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內現實而緊迫的重要任務?！吨腥A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中，53次提及“人才”，并進一步提出要激發人才創新活力，足見在當前我國經濟轉型及人口紅利下降的背景下，優化人力資源政策，釋放改革紅利，加強人力資本培育，擴大人力資本積累，對于我國到2035年“建成文化強國、教育強國、人才強國、體育強國、健康中國”等遠景目標的重要意義。

　　作為人力資本積累的重要手段，近年來我國高度重視教育發展，2019年全國教育經費執行情況統計公告顯示，自2012年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首次超過 GDP 的 4%① 以來，這一比例連續 8 年保持在 4% 以上;2019 年全國教育投入總量首破 4.65 萬億元，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首超 4 萬億元，教育支出已成為公共財政的第一大支出。隨著我國金融業的發展，國家通過發揮金融市場作用，緩解融資約束，降低融資成本，分散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投資風險，進一步加速了人力資本的形成。據Wind數據信息，從 2007 年到 2019 年，全國累計發放國家助學貸款 2393.37 億元，年發放金額由 2007 年的 79.07 億元增長到 2019 年的 346.07 億元，增長了 3.38 倍;與此同時，2019年我國九年義務教育鞏固率以及高中階段毛入學率分別為94.8%和89.5%，均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達到 51.6%，標志著我國高等教育已進入普及化階段;全國大專以上就業人員比重從 2003 年的 6.8% 躍升至 2018 年的 19.1%。足見在各方力量推動下，我國人力資本積累水平逐步提高，且仍有較大的發展空間。

　　人力資本的形成，離不開資金的支持?，F代人力資本理論中作為人力資本形成最主要途徑的教育，尤其需要充足的資金支持。從投資來源看，教育投資包括國家財政、企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家庭和個人用于教育的一切支出，其中，國家財政用于教育的支出是主要部分，其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例，最終由社會經濟水平決定(胡耀宗和劉志敏，2019)[1] 。因此，家庭和社會的教育相關投入也具有關鍵作用。根據公共產品理論和成本分擔理論，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除了具有準公共產品屬性之外，還能夠產生可觀的個人投資收益。因此，在國家財政發揮教育資金支持主導作用的同時，還需調動市場主體積極性，構建包含資本市場、教育捐贈、民間資本辦學等多元化教育經費保障體系，充分發揮市場作用。 2020 年《政府工作報告》特別提出要“穩定教育投入，優化投入結構”，其蘊意之一就是在全力保障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我國財政性教育經費穩定支出的同時，要繼續深化教育經費籌措機制，加強社會教育投入。2021年《政府工作報告》繼續強調“推動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和城鄉一體化;完善普惠性學前教育保障機制，支持社會力量辦園;支持和規范民辦教育發展”等內容，進一步反映了政府部門對推進教育財政公平，健全教育投入機制的重點部署。

　　金融和財政是教育投入的重要資金來源，前者代表著市場的力量，后者代表著政府的力量(李強和李書舒，2017)[2] 。財政教育支出是政府層面的教育投入，而金融發展則為各類市場主體進行教育投資提供了重要的資金來源，使得各類主體能夠獲得合意的融資來滿足其教育投資需求。近年來，金融發展與財政教育支出對人力資本積累的影響受到了學者們的關注。有學者構建包含金融部門的人力資本內生增長模型并利用戴蒙德模型開展研究，發現金融發展能夠促進人力資本積累(王永中和高凌云， 2007;郭云南等，2012;楊曉智，2015)[3-5] 。還有學者利用我國省級面板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發現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能夠顯著促進人力資本增長(陳昌兵， 2008;王云魁和李浩翔，2017)[6-7] 。更有學者基于中國樣本的 35篇實證研究的 247個估計進行了 META 回歸分析，得出金融發展可能通過促進人力資本積累來推動經濟增長(彭俞超等，2017)[8] 。圍繞財政教育支出與人力資本積累，學界則較為一致地認為財政教育支出作為我國教育系統基礎教育階段以及高等教育階段的主要資金來源，其對人力資本積累具有重要作用(劉華和鄢圣鵬，2004;Mcmahon，2006;才國偉和劉劍雄，2014;孫萌和臺航，2018)[9-12] 。

　　綜上，學者們多從單一視角探討人力資本積累的影響因素，而鮮有文獻同時關注我國金融發展和財政教育支出在影響人力資本積累過程中的關系。習近平同志指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既是一個重大理論命題，又是一個重大實踐命題。”①金融市場和政府財政支出作為人力資本形成過程中的兩種重要資金來源，分別代表兩種機制、兩類主體，二者在我國人力資本積累實踐過程中究竟表現為何種關系，仍是一個待檢驗的問題。同時，現有文獻多從人力資本形成與積累的效果出發，進行理論分析和實證檢驗，鮮有文獻從現代人力資本理論的投資視角開展研究。鑒于此，本文將以舒爾茨的現代人力資本理論為基礎，在區分不同途徑人力資本投資的基礎上，具體分析我國金融發展對人力資本積累的影響機理;而后，根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政府—市場”二元性本質，將金融發展與財政教育支出納入同一研究框架，實證探討我國金融發展對人力資本積累的影響效用，并進一步研究財政教育支出可能存在的部分中介作用，以及檢驗二者在影響人力資本積累過程中究竟表現為替代關系還是互補(協同)關系，從而為進一步推動人力資本積累、加快建設人才強國提供經驗證據。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人力資本積累

　　關于人力資本，馬克思從哲學高度闡述了人是勞動的主體，而勞動者是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科技的不斷進步，現代化生產對勞動者所需的知識和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必須通過教育培訓來滿足生產需要(閔維方， 2020)[13] 。馬克思(1972)[14] 認為“教育會生產勞動能力”，他在《資本論》[15] 中進一步闡釋：“比社會平均勞動較高級、較復雜的勞動，表現為這樣一種勞動力，比普通勞動力需要較高的教育費用，它的生產要花費較多的勞動時間，因此它具有較高的價值。”這對于分析教育的投資必要性及其社會經濟效益具有重要意義，后來的現代人力資本理論也受到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思想的影響。

　　現代人力資本理論認為，人力資本是投資的產物，人力資本投資可以劃分為以下五類：(1)醫療衛生保健投資;(2)在職培訓投資;(3)正式建立起來的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投資;(4)為成年人舉辦的學習項目，又稱干中學投資;(5)個人和家庭適應于變換就業機會的遷移投資(舒爾茨，1990)[16] 。其中，涉及教育的投資處于核心地位。Schultz(1960)[17] 通過計算美國1957年比1929年增加的教育投資總額，推算出教育投資對美國國民收入增長的貢獻度為 33%，認為教育是人力資本積累的關鍵。人力資本投資能夠在未來產生巨大的社會收益，促進經濟發展以及綜合國力的提升，因此我國政府始終大力支持教育發展。為了更好地解釋本文所要研究的主旨內容，本文將這五類投資活動進一步歸納為兩類：一類是以第(2)(3)(4)項為主要內容的教育投資，涵蓋在職培訓投資(含繼續教育)，學前、初等、中等、高等教育投資(含民辦教育)，干中學技能培訓投資(含校企合作、產教融合)等內容;另一類是涵蓋第(1)(5)項的其他投資，以醫療衛生保健投資和勞動力遷移投資為主。同時，結合舒爾茨對于人力資本是投資的產物的這一理解，本文用“人力資本積累”來形容不同形式的人力資本投資所形成的最終產物(見圖1)。

　　(二)金融發展與人力資本積累

　　改革開放 40 多年，也是中國金融業開放發展、不斷壯大的40多年。伴隨著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我國經濟已經進入經濟結構調整的新階段。隨之而來的勞動力市場需求結構的變化，將重新界定“人才”，對其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并最終傳導至勞動力市場的供給側，倒逼人才培育力度的加大以及人力資本投資的增加(馮珺，2020)[18] 。而擴大人力資本投資，優化教育資源配置，如同生產資料配置一樣，存在政府與市場兩種手段，過分依賴政府教育投資行為與過分依賴市場投資行為一樣，都無法實現人力資本積累效率與公平的最佳統一。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完善政府的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職能”，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關體制。2013 年，《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進一步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核心問題仍然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據此本文認為，要研究我國的金融發展與人力資本積累之間的關系，首先要以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基礎，以“政府—市場”二元作用的本質特征為前提假設，將我國人力資本的投資機制宏觀劃分為政府投資行為、市場投資行為兩種，并從微觀上將人力資本的投資主體進一步拆分為各級政府、企業、社會民間團體、家庭和個人，據此展開探討(見圖 1)，分析金融發展對人力資本積累的影響機制。

　　1. 金融發展促進人力資本積累的功能機制

　　金融市場的資源配置、風險分散以及信息處理等基本功能對于人力資本積累具有重要意義。

　　第一，金融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在現代人力資本理論中，舒爾茨將人力資本投入看作是一種能夠產生收益的投資活動而不是消費活動，因而人力資本投資同樣會給企業、家庭和個人帶來投資收益，從而家庭和企業愿意分擔一部分教育成本。但僅依靠自有資金，家庭可能無法實現最優的人力資本投資，尤其是對于低收入群體，其收入往往難以負擔教育、醫療等較高層次的支出，此時金融市場的資源優化配置功能能夠發揮其作用：儲蓄促使家庭合理規劃收入及資金盈余;信貸平滑企業、家庭和個人的收支波動;保險支持企業、家庭和個人遇突發事件時渡過難關;資本市場提供投融資渠道，實現企業、家庭和個人的資金優化配置。金融市場尚不成熟時，各主體不得不另尋借款渠道，如高利貸以及非可持續的“關系型融資”，這給其生產生活帶來較大負擔。而金融發展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這些問題，發達的金融市場能夠提供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為人力資本投資的各方主體融通資金。

　　第二，金融市場的風險分散功能。人力資本形成和配置過程中的不可控因素使其投資收益具有不確定性，從而人力資本投資具有較大風險，這也是阻礙企業、家庭和個人增加人力資本投資的重要原因之一。尤其是對于低收入群體，人力資本產出的不可控性以及不確定性，使其難以獲得外源融資。為規避風險，投資者會將資本過多地配置到風險低的項目中去，進而減少人力資本投資。而金融市場使得多元化投資成為可能，通過幫助投資者分散風險，降低其整體風險水平，從而為教育等較高風險投資創造了空間。

　　第三，金融市場的信息處理功能。人力資本投資過程中存在信息不對稱問題，主體需甄別市場信息，尋找投資方向。而金融中介的信息生產功能，能夠緩解信息不對稱問題。銀行擁有信息生產上的規模經濟，使其在處理信息不對稱問題方面具有比較優勢。金融機構通過提供人力資本投資項目的相關回報信息，能夠降低投資者的信息獲取成本并提高信息獲取效率，便利資金流向社會回報較高的人力資本投資項目，從而提高人力資本投資效率。

　　2. 金融發展促進人力資本積累的路徑機制

　　前文將人力資本投資歸納為教育投資和其他投資兩大類，此處將論證金融發展通過這兩類投資方式影響人力資本積累的路徑機制。

　　路徑 1：金融發展通過直接作用于與辦學相關的教育投資，如民辦教育、職業技能培訓、高等教育、學前教育等，加速人力資本積累。近年來，我國民辦教育呈快速發展趨勢，在培養人才方面發揮了突出作用，但與公辦教育相比，由于缺乏財政資金支持，完善融資機制成為民辦院校發展的重要保障(劉俠和周海濤，2020)[19] 。在金融發展進程中，金融機構通過提供有針對性的服務、開發多樣化的金融產品，幫助民辦教育、職業技能培訓等拓寬融資渠道，提升辦學條件;另一方面，金融發展通過更有效的社會資本配置促進經濟增長，進而支撐高等教育的相關投入，擴大辦學規模、改善辦學條件、增加科研投入、提升教育水平(張麗華等，2019)[20] ，營造更好的教育環境，提升公民受教育意愿，促進人力資本積累。此外，學前教育對于人力資本形成發揮著基礎作用。早期人力資本理論認為，早期人力資本投資回報率始終高于晚期，沒有高質量的學前教育，僅寄希望于對落后的成年個體實施補救，可能帶來很高的補救成本，且補救可能無法實現(Heckman 和 Krueger， 2003;Heckman，2011)[21-22] 。據新人力資本理論，接受學前教育對個體認知能力和非認知能力的發展都具有積極意義(李玲等，2020)[23] 。兒童時期的認知會影響青少年時期的行為，也會正向影響高中和大學 等 教 育 成 就(Mcleod 和 Kaiser，2004;Cunha 等 ， 2010;Heckman 和 Corbin，2016)[24-26] 。目前，我國財政性學前教育經費投入在逐漸增加，但家庭學前教育支出呈現更快的增速，學前教育質量在發達和欠發達地區之間、城鄉之間也存在較大差距(黃瑾和熊燦燦，2021)[27] 。在此背景下，金融發展能夠使更多的市場主體有能力、有空間參與到學前教育市場中來，提高學前教育的社會投資熱情，通過擴大消費者選擇空間，破除供給壟斷，使更多的孩子獲得質優價低的學前教育，最終促進人力資本積累。

　　路徑 2：金融發展通過影響家庭個人及行業企業的教育投資，最終影響人力資本積累。從家庭層面看，當存在融資約束時，家庭選擇的教育水平會低于社會最優水平(才國偉和劉劍雄，2014)[11] ，而金融發展能夠促進儲蓄向投資的轉化，通過信貸方式增加家庭教育資金的獲取渠道，如各類助學貸款(楊曉智 ，2015)[5] ，且 能 夠 降 低 教 育 資 金 的 融 資 成 本(Chesnokova和Krishna，2009)[28] ，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降低因資金不足而導致的學業提前終止的可能性。同時，金融發展通過緩解信貸信息不對稱，能夠降低金融機構成本與風險，從而降低教育融資門檻(Boyd 和Smith，1997)[29] ，使更多家庭能夠獲得合意的教育融資來滿足其教育投資需求。此外，金融發展通過支持家庭的物質需求，間接增加教育方面可用資金，從而提高家庭成員的受教育意愿，最終促進人力資本積累。從企業層面看，人力資本作為企業最重要的生產要素，是企業提高經營績效的關鍵(王李， 2017)[30] ，金融發展通過為企業提供資金，能夠支持企業與高校的合作辦學，發展產教融合，促進企業的在職培訓投資、繼續教育投資;此外，金融發展通過支持企業物質資本投資，緩解企業融資約束(Love， 2003)[31] ，能夠提升企業實力，增加企業對生產效率提高的需求，間接增加企業對高素質人才的需求，倒逼家庭教育投資，從而最終促進人力資本積累。

　　路徑 3：金融發展通過影響家庭個人及區域行業企業的其他投資，最終影響人力資本積累。從家庭和個人層面來看，健康狀況是除教育之外的影響人力資本的關鍵因素(楊建芳等，2006)[32] ，金融發展通過提供資金支持，能夠促進家庭的醫療衛生保健投資，使家庭的健康需求得到保障，從而增加家庭的教育積極性，并通過正向影響人的預期壽命、體力和精力，延長個人的工作年限，最終促進人力資本積累;而地區金融業的發展通過提高地區的教育回報率(申廣軍等，2015)[33] ，以及支持當地的基礎設施建設(張軍等，2007)[34] ，能夠提升區域引才能力，從而通過提高家庭的遷移投資，促進區域人力資本積累。

　　綜上，提出以下假設。

　　H1：金融發展對人力資本積累存在促進作用。

　　(三)財政教育支出的中介效應

　　財政作為國家支出和管理公共資源的制度安排，既有體現國家發展目標和決策行為的政治屬性，也有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調整經濟利益關系的經濟屬性(胡耀宗和劉志敏，2019)[1] 。財政教育支出作為國家財政開支占比較高的重點領域，同樣既具有為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提供高素質人才的政治屬性，表現為對人力資本積累的促進作用，同時也具有統籌教育資源配置效率和協調社會經濟利益關系的經濟屬性，在金融發展促進人力資本積累的過程中呈現出一種中介作用。

　　1.財政教育支出對人力資本積累的促進作用

　　根據現代人力資本理論，教育是形成人力資本的主要途徑，而財政教育支出為推動教育發展提供重要的資金保障，對人力資本積累發揮重要作用。財政教育支出是指為滿足國家教育事業發展、人才培養的需求，各級政府以財政撥款的形式投入于教育事業中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的總和。根據公共財政理論，由于教育領域存在市場失靈，為了實現教育事業的發展，政府有必要運用財政教育支出來進行宏觀調控。在我國，財政教育支出是教育系統基礎教育階段以及高等教育階段的主要資金來源，主要通過支出規模的增加和支出結構的優化來促進人力資本積累。財政教育支出規模的增加，能夠使接受教育的人口數量增加，普遍提升勞動者的受教育年限，使其基礎知識量增加、專業技能水平增強，并且能夠提高學校的辦學條件和質量，提升個體的成績和受教育意愿，提高人才培養質量，最終增加我國的人力資本積累。同時，根據教育層級可將財政教育支出劃分為學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財政支出，學前教育財政支出有利于提高個體的認知能力和非認知能力從而有助于后期的人力資本形成，初等、中等教育財政支出有利于形成一般性人力資本，高等教育財政支出有利于形成專業性人力資本。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通過適時調整財政教育支出規模和支出結構，能夠促進人力資本積累，滿足市場對人才的需求。

　　教育財政是國家教育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也是推進教育改革不斷突破和發展的引導性力量。相對于非財政性教育支出而言，財政性教育支出的投入主體不同，政府為了社會整體利益，其財政教育支出的投資份額在各教育投資主體中占據絕對優勢，形成了教育的經濟基礎。財政教育支出作為義務教育、獎助學金以及學校經費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擴大義務教育覆蓋范圍、解決困難學生入學問題以及提升學校教育水平等具有重要作用。而義務教育覆蓋范圍以及對困難學生的支持力度對于公民教育決策具有基礎性作用，較高的學校教育水平也會提升學生學習成績、增強其升學意愿，從而促進人力資本形成。

　　2. 財政教育支出的中介效應

　　在金融發展促進人力資本積累的過程中，財政教育支出也可能存在部分中介作用，金融發展可通過以下幾方面促進財政教育支出增加，最終影響人力資本積累。

　　第一，金融發展的經濟增長效應，能夠進一步推動財政教育支出總量的擴張。經濟發展狀況是決定人力資本需求水平和需求結構的根本因素，同時也決定著教育供給水平。當經濟發展處于較高水平時，政府才有余力將更多資源投向教育領域，且經濟發展對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得政府更加重視人才的培養，從而增加財政教育支出。而金融發展的經濟增長效應，則進一步提供了經濟均衡增長所必要的資本積累，通過促進企業發展，在增加地方政府稅收收入的同時，也使政府有余力將更多的資金投向教育部門，而且金融業作為服務業中增長最快的行業，其本身對稅收的貢獻相對更高，金融業的發展本身也擴大了地方財政的收入來源，使政府有能力增加財政教育支出。

　　第二，發達的金融市場能夠幫助政府融通和調節資金，保障財政教育支出的持續穩定投入。政府稅收收入與支出的變動往往存在不一致性，如緊縮時期的擴張性財政政策需要增加政府開支，但此時由于稅收減少，其財政收入是有限的，無法充分滿足當前的政府支出需要。而金融發展能夠更好地助力政府融資，地方政府通過發行債券等從金融系統獲得資金支持，一定程度上能夠緩解財政收支矛盾，從而保障財政教育支出的安排。

　　第三，金融發展通過影響政府支出乘數效應，繼而影響財政教育支出。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作為居民閑置收入向投資和消費轉化的“中轉站”，是政府支出發揮乘數效應的重要支點(杜宏宇和岳軍， 2012)[35] 。隨著金融市場體系的發展，各類主體更容易從金融系統獲得融資，以滿足其人力資本投資需求，從而加大了財政教育支出對其他主體人力資本投資的引致作用，即使用較少的財政教育支出也可以撬動更多的社會資金進行人力資本投資，因而政府傾向于增加財政教育支出，來促進人力資本的積累。

　　綜上，金融發展可能通過影響財政教育支出，間接促進人力資本積累。因此提出以下假設。

　　H2：在金融發展促進人力資本積累過程中，財政教育支出存在部分中介效應。

　　(四)財政教育支出的調節效應

　　研究財政教育支出對于金融發展與人力資本積累之間關系的調節效應，本質上就是研究金融發展與財政教育支出在促進人力資本積累過程中的關系。金融市場和財政教育支出作為人力資本形成過程中的重要資金來源，在促進人力資本積累的過程中，二者可能表現為替代關系，也可能表現為互補(協同)關系。

　　替代關系是指金融市場和財政教育支出作為人力資本形成過程中的重要資金來源，其對人力資本的促進作用可能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當金融市場的發展對人力資本積累的拉動作用增加時，財政教育支出可能會相對減少，金融市場將發揮主導作用;而當財政教育支出相對較多，對人力資本積累的拉動作用較大時，金融市場起到的作用可能相對較小。即表現為財政教育支出水平較低(強)時，金融發展對人力資本積累的促進作用較強(弱)。這是因為政府財政支出對私人投資存在“擠出”效應，且政府財政支出的擴張與收縮，會對私人部門的經濟行為產生“預期修正”作用，而當政府缺位時，金融市場會發揮較大作用。因此，在促進人力資本積累的過程中，二者可能表現為替代關系。

　　互補關系是指當教育投資市場尚未達到飽和狀態時，二者可能并不會表現為替代關系。財政教育支出水平的提高意味著政府對教育的重視程度提高，從而將產生一定的導向作用，能夠促進企業、家庭和個人增加人力資本投資需求，促使各類主體更有動機利用金融系統來優化其資金配置。與此同時，這也可能進一步引導金融機構加強對教育發展的支持，從而通過金融發展和財政教育支出的相互作用對人力資本積累產生正效應。換言之，即在促進人力資本積累的過程中，二者可能表現為互補關系。

　　綜上，提出以下相悖假設。

　　H3a：財政教育支出水平更高時，金融發展對人力資本積累的促進作用更強，即二者為互補關系。

　　H3b：財政教育支出水平更低時，金融發展對人力資本積累的促進作用更強，即二者為替代關系。

　　圖 1 為我國金融發展、財政教育支出影響人力資本積累的路徑機制。

　　三、模型設定與變量

　　(一)樣本及數據來源

　　為檢驗上文提出的研究假設，本文使用我國 31 個省(市、自治區)的省級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自2003年《中國人民銀行法》修改以來，央行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并加強和改進金融宏觀調控，我國金融運行在平穩中開始快速發展，因此本文選用2003— 2018 年間的數據進行更有針對性的分析。本文所使用的“大專以上就業人員占比”“本科以上就業人員占比”來自《中國勞動統計年鑒》，“實際人均人力資本”來自中央財經大學人力資本與勞動經濟研究中心發布的《中國人力資本報告2020》，cpi來自國家統計局官方網站，其余數據均來自Wind數據庫。

　　(二)模型設定

　　為考察金融發展對人力資本積累的影響，本文建立如下模型：

　　humani,t =α+βfinancei,t +ρXi,t +εi,t (1)

　　其中，humani,t代表人力資本積累，financei,t代表金融發展，X為變量矩陣，包括一系列影響地區人力資本積累的因素，本文選擇了如下變量：人均財政教育經費(redu)、GDP中第一產業所占比重(pi1)、城鎮人口比重(urban)、規模(size)、人均固定資產投資(rmc)。若β顯著為正，則本文的H1得證。

　　為檢驗財政教育支出在金融發展與人力資本積累關系中的中介作用，考察金融發展是否通過影響教育財政支出而間接影響人力資本積累，建立如下模型：

　　redui,t =α+βfinancei,t +ρXi,t +εi,t (2)

　　其中各變量定義與前述一致，控制變量較模型(1)僅少了 redu，若 β 顯著為正，則金融發展對財政教育支出存在促進作用。再結合模型(1)，若模型(1)中的redu顯著為正，則金融發展通過影響財政教育支出而間接影響人力資本積累，即財政教育支出起到了部分中介效應，則本文的H2得證。

　　為考察金融發展與財政教育支出的關系，在模型(1)中引入金融發展與財政教育支出的交互項 fin*redu(此處使用兩種形式的 redu：人均財政教育經費的自然對數;以人均財政教育經費的自然對數為依據生成虛擬變量 dum_redu，當人均財政教育經費的自然對數大于其中位數時，取值為 1，其余為0)，若交互項顯著為正，則二者表現為互補(協同)關系，相反，若交互項顯著為負，則二者表現為替代關系。

　　考慮到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人力資本積累也可能影響金融發展，即二者可能互為因果，本文所有模型均使用系統GMM(twostep)方法進行估計，并使用異方差穩健標準誤。

　　四、實證結果

　　(一)描述性統計

　　表2給出了本文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二)回歸分析

　　1. 金融發展對人力資本的影響

　　表3的第(1)列和第(2)列報告了基準回歸模型(1)的回歸結果，被解釋變量分別為human1(大專以上就業人員占比)和 human2(實際人均人力資本)，核心解釋變量為 finance。從回歸結果可看出，finance 的系數顯著為正，本文的 H1 得證。這表明總體上金融發展對人力資本積累存在顯著的促進作用，隨著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人力資本積累水平也相應提高。這是因為，金融發展通過增加家庭和企業教育資金的獲取渠道、支持人力資本形成過程中的其他投資投入、增大區域引才能力，通過支持政府、企業、社會團體等主體開展各類辦學的物質資本投入，從而對人力資本產生正外部性，并綜合作用于人力資本積累，最終促進了人力資本積累水平的提高。

　　2.財政教育支出的中介效應

　　表3的第(3)列報告了中介效應的回歸結果，被解釋變量為 redu，核心解釋變量為 finance。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出，finance的系數顯著為正，即金融發展對財政教育支出存在正向影響，再結合表 3 的前兩列，即財政教育支出對人力資本積累存在顯著的促進作用，從而可以得出金融發展通過正向影響財政教育支出，能夠進一步促進人力資本積累。即在金融發展對人力資本積累的促進作用中，財政教育支出存在部分中介效應，本文的H2得證。這是因為財政教育支出作為我國教育系統的主要資金來源，對人力資本積累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而金融市場的良性運轉也進一步支撐了政府的資金融通效率。特別是自 2003 年年底央行決定擴大金融機構貸款利率浮動區間，并下調超額準備金存款利率以來，金融機構不斷提高自身資金使用效率，同時我國資本市場也迅速發展;2015 年，我國取消存款利率上限管制，至此利率市場化完成調整轉變;近年來，我國金融業開放發展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策紅利引領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也促進了財政提質增收。這一系列金融改革成果使我國的金融業運行效率不斷提高，強化了政府融通和調節資金的能力，使政府逐漸增加的財政教育支出需求得到滿足，從而最終推動我國人力資本積累水平的提高。

　　注：表中所有括號內的值為 t 統計量;***、**、*分別表示在 1%、5%、10% 的水平上顯著。AR(1)、AR(2)的原假設為干擾項不存在一階、二階自相關;Hansen的原假設不存在過度識別問題即工具變量有效;表中列出的是三個檢驗的P值

　　3.財政教育支出的調節效應

　　注：***、**、*分別代表在1%、5%、10%水平上顯著，括號內數據為t統計量

　　表 4 報告了調節效應的回歸結果，前兩列和后兩列的被解釋變量分別為human1(大專以上就業人員占比)和 human2(實際人均人力資本)，核心解釋變 量 為 finance。 在 這 部 分 中 ，主 要 關 注 交 互 項 fin*redu 的回歸系數，交互項中使用了兩種形式的 redu，fin*redu1 中的 redu 為人均財政教育經費的自然對數，fin*redu2 中的 redu 為以人均財政教育經費的自然對數為依據生成的虛擬變量。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四個模型中的交互項 fin*redu均顯著為正，本文的 H3a得證。根據表 4第(1)列的回歸結果，引入交互項后 finance 的影響系數為-2.544+0.402*redu，可得，當 redu 小于 6.33 時，finance 對人力資本積累并未顯示出正影響，而當redu大于6.33時，finance號內數據為t統計量

　　對人力資本積累的影響轉變為正，可見，隨著財政教育支出的增加，金融發展對人力資本積累的正影響逐漸顯現且隨之增大。這表明：當財政教育支出較高時，金融發展對人力資本積累的促進作用更強，即二者存在互補(協同)關系。這是因為，一方面，目前我國教育相關的資金投入尚未飽和，金融市場的良性運轉不僅能夠為政府機構融通資金，增加財政投入，還能進一步支撐居民家庭個人和企業層面的教育投資和其他投資，對財政教育支出形成補充作用;另一方面，較高的財政教育支出水平意味著政府對教育的重視程度較高，由此產生的導向作用促使各類投資主體更有動機利用金融系統優化資金配置從而增加人力資本投資。同時，這也會引導金融機構加強對各類主體在人力資本投資方面的資金支持，如當前多家金融機構為學生家庭提供的教育儲蓄① 以及助學類貸款，能夠滿足不同收入家庭的教育投資需求。國家財政教育支出以及金融系統共同支撐了人力資本積累過程中的資金投入，這進一步印證了財政教育支出和金融發展在人力資本積累過程中的互補(協同)關系，即二者通過相互作用對人力資本積累產生正效應。

　　(三)穩健性檢驗

　　1.替換金融發展代理變量

　　將金融發展的代理變量替換為存貸款余額占 GDP 的比重(finance2)，重復回歸分析中的所有檢驗，結論基本不變(見表5)。

　　2.替換人力資本積累代理變量

　　將人力資本積累的代理變量替換為本科以上就業人員占比(human3)，重復回歸分析中的相關檢驗，結論基本不變(見表6)。

　　3.考慮通貨膨脹因素

　　考慮到人均財政教育經費redu及人均固定資產投資 rmc的變化部分是由通貨膨脹引起的，使用 cpi對 redu、rmc進行調整后，重復回歸分析中的所有檢驗，結論基本不變(見表7)。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21世紀以來，運行效率不斷提高的金融系統以及穩步增長的財政教育支出逐漸成為促進我國人力資本積累的重要力量。本文從舒爾茨現代人力資本理論的投資視角出發，在區分人力資本不同投資途徑基礎上，具體分析我國金融發展影響人力資本積累的功能機制和路徑機制。而后選取 2003—2018 年我國 31 個省(市、自治區)的面板數據，基于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政府—市場”二元性本質，將金融發展與財政教育支出納入同一研究框架，使用系統GMM方法，實證探討我國金融發展對人力資本積累的影響效用。研究得出：第一，我國金融發展對人力資本積累存在顯著的促進作用，即隨著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人力資本積累水平也相應提高;第二，我國財政教育支出在金融發展對人力資本積累的影響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即我國金融發展通過正向影響財政教育支出，間接促進了人力資本積累水平的提高;第三，在人力資本積累過程中，我國金融發展和財政教育支出表現為互補(協同)關系，當財政教育支出較高時，金融發展對人力資本積累的促進作用更強，二者通過協同作用對人力資本積累產生了正效應。

　　本文結果表明，必須發揮“政府—市場二元協同”的經濟理性，過分依賴政府教育投資行為與過分依賴市場投資行為，都無法實現人力資本積累效率與公平的最佳統一。特別是當前我國的人力資本積累面臨著教育激勵下降、教育資源配置不均和高等教育機會不足等突出問題，更需要深化金融體系結構調整、建立現代財稅金融體制，合理劃分教育領域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加大公共財政教育投入、健全教育投入機制、優化教育投入結構，努力形成金融市場和政府財政支出有機統一、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格局，滿足發展更加公平更高質量教育的要求。

　　綜上，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議。第一，深入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同時著力加強政府財政對教育投資市場的宏觀調控與政策引導作用，形成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的“雙強”模式。一方面是通過財政的、立法的、政策的手段對市場核心主體的行為進行干預，另一方面是通過利率政策調整以及財政金融工具的創新，對教育的投資環境進行優化，推動人力資本的持續積累。第二，健全金融市場功能，強化金融支持創新體系建設。完善基礎貨幣投放機制，健全基準利率和市場化利率體系;優化融資結構，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健全具有高度適應性、競爭力、普惠性的現代金融機構體系、市場體系、產品體系，進一步發揮金融市場的資金融通、經濟增長、財政支出乘數效應等功能，保障人力資本的持續積累。第三，加強財政收支宏觀調控，合理建構財政教育支出結構。建立財政投入分擔機制，加大中央財政對中西部地區教育的轉移支付力度，并對農村、少數民族、邊疆、貧困地區實行制度化的專項經費投入;調整財政投入結構布局，推動義務教育均衡和城鄉一體化發展，完善普惠性學前教育和特殊教育保障，支持加快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第四，拓寬高等教育融資渠道，推進高等教育投資主體多元化發展。深化高等教育經費籌措機制，完善民辦學校辦學投入回報機制，積極試點和創新利用多種社會力量的辦學機制;進一步拓寬市場融資渠道、降低高等教育投資成本，讓企業、家庭個人、社會民間團體相繼成為與政府并行的高等教育的投資主體，從而為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階段、實現人力資源強國目標，提供堅實的人力資本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