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市化浪潮中，大量農民流入城市成為新市民1已經是一個既定的社會事實。關于新市民城市生存狀態的研究，一個重要的視角是勞資對立，即以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沖突理論為指導，強調新市民在各種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制度框架中所遭遇的不公平對待（沈原，2006）。更多的研究者超越了階級范疇，周明寶（2004）從社會身份認同的角度，探討青年新市民如何主動吸納城市文化，實現自覺地內化。余曉敏等（2008）研究了打工妹如何通過消費來改變自己的外表，在消費領域實現一種他們在生產領域無法實現的“自我轉型”。上述研究展現了新市民如何在城市里通過各種自我抗爭的方式來實現身份建構，從而獲得一種即便是表面化的市民身份。從新市民融入城市的過程來看，身份建構僅是初級階段，緊隨其后的則是社會生活的重建。當數以億計的農民離開農村到城市工作和生活，其原有的社會生活近乎被瓦解。本研究旨在通過描述新市民社會生活狀況，探討新市民社會生活的重建路徑。

一、個案觀察———基于底層生態視角

在社會學研究中，底層生態不僅是一個道德范疇，更是一個社會結構范疇，從生存生態視角來考察農民工在城市的秩序建構，關系到如何理解新市民的生存狀況、日常生活情境，也關系到如何實現社會整合的問題（潘澤泉，2008）。生存生態為理解新市民提供了一個新的觀察視角，可以從新市民在城市中的生存生態或空間秩序出發，來思考這種空間的社會生態。本文首先主要根據新市民城市社區空間分布類型來探討新市民社會生活差異。從新市民在城市社區的空間分布來看，主要分為三類：

第一類為住在集體宿舍的工人。他們住在工地的工棚或者工廠的集體宿舍，從事單調、機械、低端的體力勞動，為中國的經濟發展長期提供廉價的勞動力成本。嚴格意義上，這類產業工人是否可以被稱之為“新市民”仍值得商榷。

個案1：Z，男，24歲，TY市某建筑工地工人。初中畢業后，Z跟本村一個包工頭從農村老家到省城TY打工。幾年來，Z一直從事建筑工作，雖然工地挪了又挪，工友換了又換，但他一直住在工地提供的集體宿舍。

“我每天干完活，就在宿舍和人（工友）打牌，到小賣部看電視，有時候也去逛逛，尤其到快回家的時候，就到市場給家里人買衣服什么的……我就想盡快攢夠錢，光彩禮就得4萬。我這還是少的，我們那邊好多都上5萬了。我現在攢了有2萬……結了婚，可能還會出來打工，可能呆在老家，說不上……”

作為一種另類的社會空間形態，宿舍勞動體制隨著全球化生產的去地域化而在現代中國出現（任焰、潘毅，2006）。以Z為代表的這部分新市民，絕大多數都是出于增加經濟收入的目的，將家庭成員留在農村，只身來到城市打工。因此，他們長期體會不到家庭生活的樂趣。由于居住在集體宿舍，也決定了其生活的集體性特征。在消費、閑暇生活、社會交往和社會參與等方面與普通市民差異巨大，更多保留了農村社會生活的特征。因此，不僅普通市民缺乏對他們的市民身份的認同，連他們自己都缺乏自我認同。于他們而言，城市只不過是個暫時居留的場所。總體來看，他們處于一種“只有工作沒有生活或者社會生活被嚴重弱化”的狀態。

第二類為居住在城中村的新市民。“城中村”作為現代都市低租金社區，是外來移民主要的落腳點，具有典型的移民文化特征。

個案2：C，男，56歲，LF市某街頭水果攤攤主。十年前，C的兒子考到LF一中，夫妻二人到該市打工為兒子攢學費。

“我收過廢品、賣過煤球，后來一直擺這個水果攤。孩子念完高中，又到南京上大學，現在準備買房子了，房子幾十萬，我們老倆口能出多少就出多少吧……我們一直住在西關，老家的地給了親戚種，好幾年都不種地了，也沒什么報酬，回去拿點雜糧……以后我們老倆口也到南京去，兒媳婦合不來的話，再回來，不想再回老家。出來這么多年，回去不習慣……”

C為第二類新市民的典型。從居住模式看，他們多為舉家搬遷，將家庭生活的全部或部分從農村移植到城市；從消費模式看，消費的功能已不僅僅是為了滿足個人的基本需要，而擴大到整個家庭。盡管可能仍處于城市消費的底端，但或多或少已具備城市消費的特征；從社會交往看，住在城中村的新市民可能仍與地緣關系為主，但是由于居住在較為正式的城市社區中，使這類新市民與城市街道、居委會和普通市民之間的關系更為密切，對城市社會生活的融入程度遠遠高于第一類新市民。總之，城中村的新市民雖然處于弱勢和被邊緣化的狀態，但是其社會生活具備一定的城市形態。

第三類為居住在商品房小區中的新市民。他們多為新市民中的“精英”，但是其比例很小。從住房來源看，居住在商品房小區中的新市民又可分為租房群體和購房群體。

個案3：W，32歲，初中畢業后到JZ市打工，拉過家具，做過澡堂的搓澡工，后經澡堂老板介紹到JZ市某電纜廠打工至今。

“我2007年買的房子，當時也是被逼無奈。我四年前跟我老婆認識的，當時她在理發店打工。我們就談戀愛，她爸不同意，我畢竟大了人家好幾歲。要結婚也可以，必須買下房子。兩個人在一起不容易，狠了狠心，借了錢，8萬塊買了這套二手房，50平米……買了房子當初很困難，現在好些了，我在電纜廠一個月一千五多元，老婆在藥廠打工一個月工資近兩千元，小孩也三歲了，我們全家的戶口也都轉成非農業……”

周敏和林閩鋼（2004）通過對華人新移民的社會融合狀況的研究發現，具有雄厚的人力資本的新移民能夠更好地融入美國主流社會。因此，一定的人力資本也是新市民融入城市社會的基礎。以W為代表的第三類新市民，與前兩類相比，在社會生活方面具有最明顯的城市特征。在經濟收入、消費結構、社會資本等方面甚至優于部分普通市民，尤其是一些城市貧困家庭。在社會融入方面，雖然他們仍然可能面臨心理融入的問題，但在經濟層面和生活層面已基本融入到城市當中。W雖然是在家庭壓力下被迫做出的城市化選擇，但至少經過最初的陣痛，徹底擺脫了農民身份，突破戶籍制度的根本限制，真正成為城市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