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罪的客體論

從構成要件方面考慮，本罪也受賄罪也有較大不同。在我國1984年頒布的刑法中明確指出:只要行為人為請托人辦理事件，行為人收到財務，無論該事件是否符合法律程序，是否正當，都應該以受賄罪論處。但是從本罪的角度考慮，只有在國家公職人員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的利益的時候，才能算是構成犯罪。另外，在域外規定中，也能夠證明本罪與受賄罪的本質區別。在我國批準的《聯合國反腐敗公約》中，在第十五條嚴格規定了本國公職人員的行賄罪與受賄罪，并且在該公約的第十八條做了有關利用影響力進行謀取利益的規定。《公約》對于受賄罪與影響力交易罪分別規定在不同的法律條款中，同時也使用了不同的罪名，因此，可以判定這兩種罪的客體差異性。國際公職人員在履行工作或是完成任務時，要從國家的利益出發，對國家和人民負責，對于一些與履行職權無關的因素則不應納入考慮范圍，進而確定職務行為的公正性。所以，對于本罪而言，侵犯的客體正是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公正性。

二、“該國家工作人員”與被利用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是否需要有制約關系

要想準確掌握本罪，首先必須對于“該國家工作人員”與被利用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的關系有準確的了解。在斡旋受賄的研究中，“利用本人的影響力或是職務之便”的理解可歸納為相互制約的關系學說、特殊關系學說以及真空制約關系說等等三種觀點。2003年的下半年，最高法在《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中嚴正指出:“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條規定的‘利用本人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是指行為人與被其利用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在職務上雖然沒有隸屬、制約關系，但是行為人利用了本人職權或者地位產生的影響和一定的工作聯系，如單位內不同部門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上下級單位沒有職務上隸屬、制約關系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有工作聯系的不同單位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斡旋受賄并不是受賄人與請托人之間的一種制約關系導致的必然，而是雙方有主觀故意的情形下發生的，但其間這種關系又是十分微妙的，所以，我們也可以將這種制約關系理解為一種管理制約。這就大大不同于斡旋受賄，本罪中的“該國家工作人員”與被利用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的關系是大不相同的。在斡旋受賄中，國家公職人員作為被利用的人與請托人之間的關系主要是利益關系，并不存在親屬關系以及所謂的制約關系，此種情況可直接從刑法第385條找到依據;但本罪有所不同，很明確的，本罪不是直接受賄，所以說國家的公職人員與請托人沒有再次限制的必要，也不用去糾結于兩者是否有制約的關系，只要研究國家公職人員是否利用自身的影響力為請托人謀利益即可。

三、國家公職人員會否成為本罪主體

對于此種問題，業內存在很多爭論點:其一，本罪的主體必須是非國家公職人員;其二，本罪的主體可以是國家的公職人員。對于這兩種觀點，筆者對于后一種比較贊同。因為身份犯也可以構成非身份犯的犯罪主體，所以對于前一種觀點而言，正是忽略了一個淺顯易懂的道理。國家的公職人員在法律層面來說，是具有社會人的基本特征的，也就是，他們可能會涉及到各種社會人能夠涉及到的罪行，比如盜竊罪、強奸罪等普通犯罪，而作為一個國家公職人員，又能夠涉及到瀆職罪、貪污罪等。這就是說，只要利用了本身的權利進行犯罪、利用自身的身份進行犯罪，就不是普通犯罪。這樣一來，公職人員就可以被最為本罪的主體。片面的說公職人員不能作為本罪的主體是不合理的。如果領導干部的子女受人之托去為請托人牟利，且領導干部的子女也是國家工作人員，那么就不構成斡旋受賄。

四、小結

我國關于斡旋受賄還有很多爭議之處，現在一般以判例為主要的量刑和定罪依據。當國家公職人員不予本罪的主體發生聯系時，自然其所作所為也就不構成犯罪，如果黨領導干部的子女不是國家公職人員，且收了請托人的財務時，構成斡旋受賄，可以歸結為使用領導干部的影響力為其謀取利益。在領導干部的子女是國家公職人員時，就不構成受賄罪，這樣做顯然是有欠考慮的。在今后的法律說明中應當明確。

本文作者：姜宏愿 單位：天津市津南區人民檢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