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床特點

本組中男性9例，女性12例，中位年齡38（16～68）歲。臨床類型：UCD12例，MCD9例。侵犯部位：12例UCD中，侵犯頸部淋巴結3例，胸腔淋巴結3例，腹腔淋巴結1例，腹膜后淋巴結4例，盆腔淋巴結1例；8例MCD中除多發侵犯淺表及深部淋巴結外，2例患者存在淋巴結外侵犯（分別為胸膜和腮腺）。MCD患者中4例出現發熱癥狀，但是UCD患者中無一例出現發熱癥狀，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12）；與MCD患者相比，UCD患者發病年齡更小，病灶直徑更大，貧血和球蛋白升高的比例更少，但是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

病理特點

病理類型：透明血管型15例，漿細胞型4例，混合型2例。UCD以透明血管型為主要類型，占91.7%；MCD以漿細胞型和混合型為主要類型，占55.6%，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18，表1）。免疫組化：CD20、CD3、BCL-2、CD21、CD23、CD45RO、CD5、CD79α、CD43、κ、λ、CD10、CD4、CD68、S-100、CD35、CD38、CD138均有不同程度表達，陽性率分別為90%（9/10）、100%（9/9）、42.9%（3/7）、83.3%（5/6）、75%（3/4）、100%（3/3）、50%（2/4）、100%（2/2）、100%（2/2）、100%（4/4）、100%（4/4）、50%（1/2）、100%（1/1）、100%（1/1）、100%（1/1）、100%（1/1）、100%（2/2）、100%（2/2）。4例檢測了CyclinD1，1例檢測了CD15，1例檢測了CD30，均為陰性。6例檢測了Ki-67，陽性率均小于10%。

治療和轉歸

21例患者均給予手術切除。12例UCD均達到術后CR，而且在隨訪期內維持CR狀態。9例MCD中僅有1例術后達到CR，其余8例均接受了化療，化療方案均使用CHOP（環磷酰胺、多柔比星、長春新堿、潑尼松）或CHOP樣方案；1例聯合受累野放療。接受化療的8例患者中1例CR，2例SD，5例PD。5例化療后PD的患者中2例轉化為淋巴瘤，第1例為27歲男性患者，病理類型為透明血管型，腫物最大徑為6.0cm，免疫組化提示CD20(+)，CD3(+)，Ki-67＜10%，CD8(+)，TdT(-)，κ(+)，λ(+)，CD68(+)，CD43(+)，CD45RO(+)，CD79a(+)，CD21(+)，CD23(+)，CD5(+)，CyclinD1(-)，CD10(-)，Bcl-6(-)，CD4(+)，Bcl-2(+)，確診Castleman病3.5年后轉化為霍奇金淋巴瘤，轉化后繼續隨訪2.5年仍存活；第2例為56歲女性，病理類型為漿細胞型，腫物最大徑為2.6cm，確診Castleman病2年后轉化為漿細胞淋巴瘤。中位隨訪46.2（12.2～138.7）個月，20例患者存活，1例患者死亡，死亡患者為第2例MCD轉化為淋巴瘤的患者，轉化后生存時間為5.7年。

討論

Castleman病的病因和發病機制尚未完全闡明，可能的機制包括病毒感染，如人類8型皰疹病毒、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umanimmunodeficiencyvirus,HIV）、Epstein-Barr病毒等；細胞因子異常，如血管內皮生長因子、白細胞介素-6等[1]。Castleman病的臨床表現與病理類型相關：UCD的病理類型多為透明血管型，而MCD的病理類型則常為漿細胞型或混合型。Talat等[2]在系統綜述中分析了416例Castleman病患者，發現HIV陰性組（384例）中UCD占73.7%，MCD占26.3%；92.4%的透明血管型表現為UCD，而57.1%的漿細胞型和40.8%的混合型表現為MCD；HIV陽性組（32例）均表現為MCD。本研究中透明血管型占71.4%（15/21），漿細胞型占19.1%（4/21），混合型占9.5%（2/21）。91.7%（11/12）的UCD的病理類型為透明血管型，而55.6%（5/9）的MCD的病理類型為漿細胞型或混合型，與國內外報道相一致[3-4]。

UCD的治療首選手術治療，亦可選擇放療，治療效果較理想。刁德昌等[5]回顧性分析26例UCD，均給予手術治療，5例腫物獲得完整切除，隨訪5～206個月，術后僅有2例出現復發。KIM等[6]回顧性分析13例腹部UCD患者，其中12例接受手術切除，中位隨訪63.3個月，結果僅有1例復發，該例復發患者隨后接受二次手術切除，無進展生存時間長達7年。本研究中12例UCD均達到術后CR，提示UCD通過手術治療能夠獲得很好的效果。MCD的治療方法包括手術、放療、化療和單克隆抗體等。但是MCD常有全身多系統受累，大部分患者并不能從手術治療中獲益。此外，MCD對放化療也不敏感，因此預后較差。本研究中22.2%（2/9）的MCD患者轉化為淋巴瘤，其中1例在轉化后5.7年死亡，提示在臨床診療過程中應該對MCD患者進行密切監測和隨訪，及時發現轉化為淋巴瘤的患者并給予積極治療。

MCD的治療尚無標準方案，預后較差，因此臨床醫生正在努力探索新型的治療藥物和治療方法。近年來，抗CD20單抗、抗IL-6受體單抗治療MCD顯示出了良好的效果。RAMASAMY等[7]應用利妥昔單抗聯合沙利度胺治療11例MCD，結果CR率為91%（10/11），2年無進展生存率為60%。HOFFMANN等[8]回顧性分析52例HIV相關MCD，結果發現利妥昔單抗治療組的持續CR率明顯高于對照組（91%對41%）；利妥昔單抗治療組的中位預計生存期未達到，而對照組僅為5.1年（P=0.03）。GéRARD等[9]開展的前瞻性隊列研究納入113例HIV相關MCD，中位隨訪4.2年，結果發現利妥昔單抗可以降低HIV相關MCD發展為非霍奇金淋巴瘤的風險（HR=0.09），利妥昔單抗治療組非霍奇金淋巴瘤的發生率為4.2/1000人年，而對照組則高達69.6/1000人年。Yuzuriha等[10]發現抗IL-6受體單抗（tocilizumab）不但可明顯改善MCD患者的臨床癥狀，而且對MCD相關的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貧血也有治療作用。

總之，Castleman病是一種異質性疾病，臨床和病理表現多種多樣。UCD手術治療效果理想，而MCD尚無規范的治療方法，預后較差，單克隆抗體等新型藥物治療的近期療效較好，但是遠期療效和安全性仍需亟待開展大樣本多中心臨床試驗加以證實。

本文作者：劉衛平 平凌燕 鄭文 宋玉琴 朱軍 單位：北京大學腫瘤醫院暨北京市腫瘤防治研究所淋巴腫瘤內科 北京惡性腫瘤發病機制及轉化研究教育部重點實驗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