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國疾病基金有的是根據行業職業組織的，如盧森堡、德國；有的是根據地域成立組織的，如日本。有的國家醫療保險基金負責籌資保費，如匈牙利、德國和瑞士；有的國家醫療保險基金不負責籌資保費，保費是由國家或地方政府籌集，然后進行相應的分配。

政府衛生支出分析

雖然從總體上研究政府衛生支出（governmenthealth expenditure）的理論和政策文章很多，包括對國外衛生投入情況進行總體介紹的文獻也有很多，但是從財政分權的角度分析政府衛生投入的文章卻不多見。主要原因在于，很難系統的獲得多國不同層級政府的衛生投入數據。有的即使有相關數據，也很難統一比較口徑。比如IMF的政府財政統計（GovernmentFinance Statistics Yearbook）包括了政府對衛生系統的投入和政府對醫療保險系統的投入，是寬口徑的政府衛生投入概念。而OECD的專業衛生統計，則把公共醫療保險分離出來，只計算政府對衛生遞送體系（即醫療衛生提供系統）的投入。因此，對相關國家的研究會有時呈現出截然不同的結果。而且，由于各國衛生制度的基本安排不同，有國家衛生服務（NationalHealth Service），也有國民健康險（National HealthInsurance），還有社會醫療保險（Social HealthInsurance），甚至也有以私人健康險（Private HealthInsurance）為主的國家，所以對政府財政衛生投入的考量一定要結合該國的基本衛生制度，才能有比較全面客觀的理解。本節將分析OECD國家的財政衛生投入情況。因為OECD的34個國家基本數據經濟比較發達的國家，他們的衛生制度安排和選擇也基本能夠代表未來衛生體制演變的趨勢，因此，本文主要分析OECD國家的財政衛生投入。按照以中央財政投入為主或以地方（省級和省以下）財政為主進行分類，OECD34個國家的財政衛生投入情況如表1。本文在數據選取中，中央財政的口徑既包括財政對供方（醫療機構）的投入，也包括了財政對需方（醫療保險基金）的投入。選擇這樣的口徑，是與當前我國的統計年鑒中衛生財政投入的口徑一致的。從表2可以看出，34個國家中有25個國家中央政府的衛生投入高于地方政府。說明衛生領域，各國以中央政府投入為主。在這25個國家中，對其衛生制度進行進一步分析。有的國家是以國民健康險為主的衛生制度，說明財政投入主要補貼了需方，通過建立國家醫療保險實施對醫療機構的補償。這就有必要分析，在扣除了對國民健康險的財政投入后，純粹投向衛生遞送體系的投入是如何在各級政府間進行配置的。而以社會醫療保險和私人醫療保險為主體的醫療制度中，政府衛生本身就是投向醫療衛生機構的，因此先行結構大體已經能夠反映出中央和地方的投入安排。本文在25個國家中進一步篩選出13個國民健康險占有重要比例的國家（見表3）。表3的數據顯示，除了得不到數據的荷蘭、以色列和墨西哥外，其余10個國家中，8個國家都是以中央政府投入為主，只有比利時和法國的衛生投入是以州和地方政府為主。比利時以州政府投入為主，法國中央以下全部為市一級的地方政府投入。特別是挪威，第一章提到，從上世紀80年代的分權，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后再集權，中央政府對衛生機構的投入重新占據主導地位。說明以中央政府為主，加大對衛生的投入是各國普遍采取的衛生投入政策取向。對比表1和表3，中央政府投入變化較大的國家分別是波蘭、匈牙利、挪威、比利時等4個國家，說明財政對需方的補貼，建立國家醫療保險主要通過中央政府資金實現的。再來看9個以州（省）以下投入為主的國家，9個國家雖然以州（省）以下投入為主，但是實際投入資金主要在州（省）一級完成，只有芬蘭和瑞典是地方投入為主。特別是美國和加拿大，疆域廣闊，州（省）衛生投入都是全部政府財政衛生投入的主體。

政府間財政關系的影響因素分析

衛生領域政府投入在各級政府間的分配究竟受到哪些因素影響，對于分析我國各級政府衛生投入，完善投入分配比例有著重要意義。一般而言，不同層級政府投入可能受到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Bahl和Linn（1992）認為分權一般伴隨著經濟發展的更高階段的成果，只有經濟發展到了一定階段，財政分權才有必要。Oates（1975，1993）認為是經濟增長產生了適合分權的環境，分權可能還受到人口流動遷移的影響。比如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區，人口跨地區流動相對減少，適合用分權的辦法穩定各地區競爭。如果城市化水平不高，一國處于人口流動頻繁的階段，雖然地方政府可能會受到“用腳投票”的壓力而努力改善公共服務，但是也可能擔心人口過多流入而無力擔負公共服務。所以理論上城市化率也是影響中央和地方投入比例配置的因素。實證分析顯示，中國城市化發展水平對醫療衛生領域分權的效率產生了負面影響。所以本文先用34個OECD國家數據分析政府間投入比例與經濟發展水平（用人均GDP）和城市化率的關系。兩個指標歸為經濟因素。因為分權本身有政治制度安排的結果，所以有必要分析分權與政治體制的關系。

（一）經濟發展水平。通過簡單的數據相關性分析，發現分權度與人均GDP的關系并不大。34個OECD國家中衛生領域中央政府投入與人均GDP的相關系數僅有-0.14。見圖1。舉個簡單的例子，美國和盧森堡都屬于人均GDP很高的國家，但是兩國的財政衛生投入在政府間分配則采取了兩種完全不同的模式，美國是高度分權，盧森堡是高度集權。

（二）城市化發展水平。34個OECD國家衛生領域中央政府衛生投入比例與城市化的關系也不明顯。相關系數僅為0.2。見圖2。這里顯示的可解釋比例都不高，前者僅有2%，后者也僅為4%。

（三）政治制度。經濟指標都不是決定一國衛生領域財政分權程度的主要因素。政治因素的考量主要是看一國的政治制度是聯邦制還是單一制。比如，分權程度高的國家一般是聯邦制國家。這些國家地方政府擁有較高程度的自治權，特別是能決定自身財政投入。比如美國、加拿大、瑞士都是非常典型的聯邦制國家，地方衛生支出的比例也相對較高。另外，澳大利亞、比利時、奧地利也都是聯邦制國家，他們的地方衛生支出比例也比較高。比利時在扣除了國家健康險后，州政府成為衛生遞送系統的主要投入主體。可見，國家基本制度與政府間衛生投入安排有一定關系。但是可以發現，即使是在聯邦制國家，如果建立國家健康險，那么中央政府也還是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是投入的主要力量。

（四）社會因素。這里主要分析醫療衛生制度本身的特點。醫療衛生是一個具有高度外部性的行業。在人口流動的前提下，一個地區的衛生狀況會很容易傳導到另一個地區。好的衛生條件對周邊地區產生正的外部性，而相對差的衛生條件則對周邊地區產生負的外部性。為了盡可能減少外部性，就特別需要中央政府層面加大投入，減小各地區因經濟發展、社會發展差異性導致的衛生發展水平差異。因此，OECD國家衛生投入主要表現出中央政府投入很大程度上是與衛生行業的基本特性有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