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冬梅 單位：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

李東陽一生歷成化、弘治、正德三朝。《明史•李東陽傳》說:“明興以來,宰臣以文章領袖縉紳者,楊士奇后,東陽而已。”“弘治時,宰相李東陽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李東陽弘治時期的文學思想上承臺閣文學,下啟七子派之格調說,具有重要的承前啟后作用。王世貞說:“長沙之啟何、李,猶陳涉之啟漢高。”[1](p.245)胡應麟在《詩藪》中也說李東陽“興起何李”,七子派重視詩體的詩學觀念,他們對詩的審美性的重視,便是發端于李東陽。

一、典雅脫俗之風格追求與“兼綜互出”的師法理論

李東陽詩學思想的第一個方面是對典雅脫俗之創作風格的追求,與之相關,李東陽在師法理論上主張博學廣納,“兼綜而互出之”,這是由其閣臣身份和人生經歷決定的。李東陽等臺閣文臣在政治、文化上處于優越地位,他們的詩文往往表現出一種富貴福澤之氣,這種富貴氣象不是通過腰金枕玉、鏤彩錯金的描寫體現出來,相反,常常是通過蕭散閑淡的情懷體現出來。北宋的晏殊就是一位善寫富貴者,他的“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清淡至極,描寫的卻正是富貴福澤之氣象。

張《仕學規范》記載:“……公(晏殊)每詠富貴,不言金、玉、錦、繡,而惟說氣象,若曰‘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又云‘梨花院落融融月,柳絮池塘澹澹風’,故公以此句語人,曰:‘窮兒家有此景致也無?’”[2](p.190)富貴中人在面對人生時有一種安閑、平穩的氣度,臺閣詩人在表現私人情懷時,往往側重于表現這樣的氣度:在選擇題材的時候,他們偏向于閑適、隱逸的方面;在詩歌風格方面,他們追求典雅脫俗。李東陽《麓堂詩話》說:秀才作詩不脫俗,謂之頭巾氣。和尚作詩不脫俗,謂之酸餡氣。詠閨閣過于華艷,謂之脂粉氣。能脫此三氣,則不俗矣。至于朝廷典則之詩,謂之臺閣氣。隱逸恬澹之詩,謂之山林氣。此二氣者必有其一,卻不可少。[3](p.489)幽寂雅澹、瀟灑超脫、擺落塵滓,都是一種脫俗的情調,如果不能做到“脫俗”,則詩會有“頭巾氣”、“酸餡氣”、“脂粉氣”,都不是好詩。那么什么樣的詩歌是情調脫俗的好詩呢?情調脫俗是李東陽詩歌創作的審美理想,是一種超越于現實生活之上的文人士大夫情調,是幾千年來中國文人集體無意識的積淀。李氏從題材和風格的角度,列舉出兩種:一種是有“臺閣氣”的,一種是有“山林氣”的,他認為,兩者必居其一才能稱得上是好詩。所謂“臺閣氣”,指的是臺閣詩歌典則雅麗、高昂盛大的風格,是詩歌表現國家之盛時體現出的一種繁榮富貴氣象;而“山林氣”,指的是清麗脫俗、安閑大氣的風格,是詩歌表現私人情懷時體現出的一種閑適愉悅的氣氛。臺閣體之代表作家,楊士奇、楊榮、楊溥,均為善寫閑適、隱逸題材的高手。通過閑適詩和隱逸詩,他們寫出對山居生活的向往,寫出公退之余在自己或友人的園林、別業中能夠享受到的情趣。所謂繁華之極歸于平淡,李東陽所謂“山林氣”正是富貴中人語,并非真心歸隱之意,其與陶淵明輩“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饑”的情懷迥然相異。從整體風格上來說,李東陽的隱逸詩常常寫得清艷絕倫,作者的閑適情懷和心靈愉悅呼之欲出,很好地體現了他有關“山林氣”的理論。李東陽說:“作涼冷詩易,作炎熱詩難。作陰晦詩易,作晴霽詩難。作閑靜詩易,作繁擾詩難。貧詩易,富詩難。賤詩易,貴詩難。非詩之難,詩之工者為難也。”[3](p.497)更進一步說明了李東陽詩中之“山林氣”本質上是一種富貴情調。李東陽一生清貴,“立朝五十年”[4](p.4825),“歷官館閣,四十年不出國門”[1](p.245),他的經歷簡單平淡,既沒有大的身世之險,也沒有在官場顛沛流離,人生經歷所限,也決定了他的詩只能表現臺閣詩人的雅致情趣,缺乏更豐富的風格,典雅脫俗的風格追求正是由其館閣身份和士大夫情趣決定的。也就是說,李東陽雖然在創作思想上突破了臺閣文學思想的限制,但實際上并未擺脫臺閣文人身份在創作題材和創作風格方面對他的影響。

典雅脫俗的風格追求,使李東陽在師古方面強調取法對象之寬博與風格辨析之精細。具體地說,館閣身份決定了李東陽在創作上追求典雅脫俗的風格,對典雅脫俗風格之追求是士大夫階層集體無意識的積淀,要與這種集體無意識溝通,就必須飽覽典籍,決定了他必然采取博學廣納的師法理論。李東陽論詩特別強調“學”與“識”的作用,“漢唐以來,作者特起,必其識與學皆超乎一代,乃足以稱名家,傳后世”[5]。他從古代典籍中尋找作詩的題材與靈感,他的《擬古樂府》就是模擬漢魏古樂府的歌辭進行創作的。《擬古樂府序》云:“兼取史冊所載,忠臣義士,幽人貞婦,奇蹤異事,觸之目而感之乎心,喜愕憂懼,憤懣無聊不平之氣,或因人命題,或緣事立意,托諸韻語,各為篇什。”[6]他強調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授受方式,如他論楊守陳的詩說:“必博學以聚乎理,取物以廣乎才”[7],說這樣才能作出好詩;他評價劉定之說:“朽株糞壤亦雜乎其間,斯足以為岳為鎮”,“污泥濁潦,來而不辭,受之而無所不容,斯足為河為江為海”。[8]在學古對象方面,他提倡學習唐詩,也主張宋元詩亦有佳者,他在《麓堂詩話》中對宋代的蘇軾、歐陽修、王安石等都頗為稱道,對元代劉因、虞集的詩也甚為許可,他還常常引用宋元詩人的詩論;在他所創作的大量集句詩中,除了唐人作品之外,也大量采用宋代和元代詩人的詩句;從這些例子都可以見出他是采取了兼收并取的態度。另一方面,與取法對象之寬博相對應的,是對前人創作的精細化辨析。例如,他雖然認為唐、宋、元詩各有佳者,但仍然強調指出唐詩因其“天真興趣”而更勝一籌。其《麓堂詩話》說:“六朝宋元詩,就其佳者亦各有興致,但非本色,只是禪家所謂小乘,道家所謂尸解仙耳。”他稱盛唐詩歌如內法手造酒,能夠點俗為雅,化腐朽為神奇,有難言不測之妙。他強調選集對后學者的重要性,其《麓堂詩話》云:“文章如精金美玉,經百煉歷萬選而后見。今觀昔人所選,雖互有得失,至其盡善極美,則所謂鳳皇芝草,人人皆以為瑞,閱數千百年幾千萬人而莫有異議焉。”強調選集的作用,實際上是一種精品意識。總的來說,取法對象之寬博與辨析之精細是一體兩面,都是為了達到李東陽追求“詩之工者”、“無一字一句不佳”者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