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釗 單位：蘇州大學管理學院哲學系

現代社會生態危機引起了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多米諾骨牌危機效應，問題在于只有生態倫理上升到發展倫理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生態危機。當前處于發展倫理的建構時期，如何辯證地看待從生態倫理到發展倫理動態的轉變過程，充分認識到主體人的異化、科技異化和消費異化在發展倫理形成的動因作用，架構以人為本，回歸理性，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多內涵的發展倫理觀，成為生態問題語境下發展路徑的選擇。

一、生態危機與發展倫理的建構

自產業革命以來，人類生存的生態問題已經成為日益重要的問題，促使人們思索發展方式和發展倫理及生態倫理之間的關系。工業文明導致的人與環境、人與世界、人與人以及人與自身相分裂，在工業文明初期，人的首要任務是擺脫貧困與自然的束縛力，“增長即發展”成為主導發展觀。這樣人類的需求愈來愈膨脹時，“增長即發展”明顯具有了滯后性，發展下去導致了盲目化、畸形化，隨之引發了生態危機。發展觀念的滯后性和盲目性是引發生態危機的導火索，重視人與自然的倫理關系勢在必然。生態危機促使主體人突破人類中心主義的倫理局限，把自然納入人類倫理關懷的范圍，用道德來調節人與自然的關系，并使之趨于和諧。在此情境下，生態倫理思想應運而生。人類已經認識到人類社會發展對自然環境的依賴關系，人類也就承擔起保護自然的責任和義務，尊重與其他物種共同所屬的自然環境，以維護子孫后代使用資源的權利。

生態倫理觀是建立在對工業文明反思的基礎上，對長期統治人類主流價值觀的反叛，它主張人應該善待環境，人對自然環境負有道德責任，第一次把倫理道德的范圍擴大到人與自然的關系中，以嶄新的視角來審視人與自然的關系。生態倫理不僅承認人的價值和權利，而且承認自然的價值和權利，人類只有在承認并尊重自然的價值和權利的前提下才能實現自己的目的。從某種意義上說，發展倫理中的生態倫理建構是作為發展主體人對發展方式和發展倫理與生態倫理之間關系進行了哲學層面思考的結果。生態倫理是人類把人的社會道德責任延伸到自然之中，側重生態危機問題而建構的倫理。但其實質，仍然沒有擺脫人類中心主義的窠臼，不能從根本上適應社會可持續良性發展需要。社會發展也會陷入前聯合國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的社會計劃家馬歇爾•沃爾夫發展進程的第三種基本形態:“發展進程比為一種啟示錄狀態:偉大的上升不是趨向發展的天堂，而是走向災難的深淵———生態的、生物的、政治的深淵。”①發展倫理不能簡單理解為生態倫理，這是一種包含關系，更是一種人類對應于發展方式的倫理提升。從生態倫理到發展倫理的根本旨趣在于，把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重新回到處理人與人的關系，這與造成人與自然矛盾的發展問題相比較，看起來是一種“回歸”，但它經過一個中間邏輯環節的躍升，不是簡單的“回復”，而是一種否定之否定基礎上的高級“躍遷”。因而，發展倫理是對生態倫理批判繼承基礎上的超越，發展倫理所處理的問題不僅僅局限于人與自然的關系，而是內在包含著人與人的關系、人與社會的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發展倫理自身的發展歷史充分體現了人類對發展認識的深化和提高。上世紀中葉，以德尼•古萊(Den-isGoulet)、戴維•克拉克(DavidCrocker)等為代表的西方學者面對經濟中心主義所帶來的諸多問題，強調以倫理精神反思發展問題、以人文精神重塑發展理想，逐漸建構起一門新興交叉學科———發展倫理學。經過半個世紀的發展，發展倫理學以其對人類發展的深切人文關懷卓然立世、引人注目。

從古萊、克拉克到可思波、內格爾•杜維，發展倫理學大致經過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古萊注重從平等、公正等普遍倫理批判現實發展中存在的問題;第二階段，克拉克側重從民主、自由原則出發探索實現理想發展的實踐路徑;第三階段，可思波、內格爾•杜維更注重在批判經濟中心主義、效率中心主義時倡導自由平等等人類價值①。

二、生態視野下發展倫理建構的動因

生態問題讓人們更多地回歸到生態視野中思索和分析生態危機的深層根源，人們可從發展主體、發展倫理和生態倫理之間的內在張力來剖析:首先，“人的異化”是社會發展中導致發展倫理的主動因。人類發展主體的第一次轉變發生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即從西方發達國家“中心”向不發達國家的“邊緣”轉移。這個時期發展中國家雖然擺脫了殖民統治，贏得了獨立發展的主體資格，但是發展主題在追求現代化之初大多未擺脫“西方中心論”的束縛。發展方式盲目模仿和照搬西方發展經驗，缺乏獨立自主的自覺意識，從而屢受挫折。反之，那些從本土實際出發獨辟蹊徑探索發展道路的國家卻獲得了成功，從而表明多極化發展主題崛起的合理性。第二次轉變是在新舊全球化大轉換之際，從后發展國家轉向全球主體，特別是西方國家又重新加入發展主體的行列。后工業時代來臨，全球競爭迫使固步自封者必須早日跨入發展的行列。從晚期工業文明向后工業文明的轉變成為各國發展的基本道路，發展主體迅速呈全球化和多元化趨勢。

導致人的異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們對主體性自身的規定，發展主體應從兩個方面對自身進行規定，即對人自身進行規定和對人如何發展進行規定。人并不是無限的主體性存在，而是有限的主體性存在。表現在人與自然界之間的關系就是人對于自然界來說既有超越性的一面，又有非超越性的一面。人類具有實踐性和能動性，人類可以在遵循自然規律的前提下對自然界進行改造，使自然界適合人類生存的需要。同時，人類又產生和發展于自然界，自然界為人類提供生存發展所必需的資料。因此，發展倫理認為人類在進行改造自然界的實踐活動時必須遵循自然界的規律，對自身的實踐行為加以約束和限制，保證人類改造自然界的實踐活動的限度不超過自然界自身修復的底線，使自然界具有自我發展和自我修復的余地。

人的問題上所造成的最大困境是使人“單面化”，即使人陷入在物質化的趨利活動中，迷失了自我，喪失了主體性，使人被物質奴役，淹沒了人的目的性存在。發展倫理就是要拯救人自身，恢復人的本然、真實的存在。發展倫理立足于人，立足于人的可持續生存與發展來理解和審視人。發展是人的發展，“發展”概念是專屬于人和人類社會的，只有人和人類社會才談得上“發展”。自然界的變化是一種演化、演變和進化。發展與進化是兩個具有本質區別的概念:發展是與人和人類社會相聯系的，進化反映的是自然界的變化規律。面對日益嚴重的全球性的困境和危機，自覺地反思人、反思人的生存與發展問題是發展倫理的神圣使命。反思人和人的發展問題，既不能像經濟增長發展觀那樣片面地理解人，也不能像生態倫理那樣消解人、貶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