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統的文學研究者看來，文學就是作家創作的單一文本，文本以外大規模的社會內容通常只是作為背景而存在。然而，在高效組織的現代社會模式中，文本已成為嵌入整個文學生產過程中的一環，文學生產作為全社會規模的文化生產的一部分，日益受到文化生產的體制和規律的影響，分享著文化生產的特征。因而欲求理解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軌跡、實踐方式和文化規則，就必需引入文化生產的觀點，從整體的社會生產系統來理解文學，探討中國現代文化生產模式變化與文學發展的深層聯系。在這方面，海外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以其對于西方理論的“近取”優勢和開放心態，鑒取文化社會學和文化研究理論，對現代中國的文學場域進行整體觀照，系統反思現代中國文學—文化生產系統的內部癥結。“文化生產”可以從狹義和廣義兩個層面來理解，伊格爾頓的“文化生產”學說從狹義角度對這個概念做了完整的表述，伊格爾頓把文學藝術看成有組織的社會化生產形式的產物，是現代工業形式組織的報刊、書籍、音樂、廣播、影視等文化生產的一部分，他注重從物質性和社會性的基礎上，而不是純粹的個人創造角度來詮釋文藝，重視考察現代社會化大工業體系中文化的產生、傳播和消費影響方式，由此解釋現代文藝所具有的“藝術生產”和“文化工業”的性質。廣義的“文化生產”以布迪厄的“文化生產場”理論為代表，所謂“文化生產場”就是擁有文化、符號等資本的行動者的動態集合，布迪厄以場的獨特視角來透視文學現象，將涵義復雜的資本、習性的概念引入文學場內，將文化生產置于行動者與規則化的場域互動狀況下來認識，以系統的社會觀點拓展文化生產學說的邊界。這些理論透射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原本遮蔽的視域，從現代中國文學發生和發展的過程看，晚清中國文學現代性的發生、20世紀30年代都市文學生態的成熟和延安時代解放區文學生產體制的革命化，是現代中國文學發展具有典型意義的三個時期，在這些時期，文學形態的鮮明變化正與社會文化生產系統的大規模變革相聯系。在現代中國復雜的現代性境況中，社會文化生產模式的不斷變動塑造著文學的形態、規則和實踐方式。而這種深層的歷史運動，在宏大的革命化敘述中通常容易被遮蔽和掩蓋，西方學者運用“文化生產”視角，楔入現代中國歷史變革和話語轉型的社會內在層面，呈現大規模社會系統變動中文學的生產方式，反思其中蘊含的歷史悖論和時代癥結。

一、晚清至民初：文化生產與文學現代性的發生

19世紀中葉以后，隨著西方文化的傳播和擴張，中國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現代性因素在社會文化的多個方面醞釀，逐漸催進了中國社會的現代轉型，其中報紙、刊物等現代傳媒的出現，商務印書館等大型印刷出版組織的形成，教科書、普及讀物及大眾娛樂讀物的興盛所導致的具有現代工業化和社會化性質的文化生產的出現，無論是對傳統文化和文學模式的轉型、傳統知識分子在現代社會中身份的變化，甚或對于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和中國社會現代性的發生，都產生了不容忽視的內在而深刻的歷史作用。雖然如此，長期以來，研究者對這些現代文化和現代文學轉型不可或缺的社會外部條件和物質性基礎的關注相當不足，在這方面，美籍學者李歐梵從現代性角度進行的思考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李歐梵接受了西方流行的現代性理論的影響，并且更加關注中國現代性的自身形態，他意識到要理解中國現代性，不能僅僅西方理論的套殖，而必須在扎實史料的基礎上，通過資料的累積或文體的比較，慢慢呈現出現代性發展的面貌，想要完整描述復雜的歷史現象，必須進行多方面、多角度的思考和研究。因而，當李歐梵開展關于中國現代性的思考時，他特別注意到現代性的抽象觀念和文化之間連接的工具，也就是晚清的報紙、雜志、刊物等具有現代性因素的印刷出版媒介的出現，這些早期文化生產方式的誕生急遽影響了文化和文學的傳播和影響方式，使得新小說為代表的啟蒙話語在晚清得以迅速發展和擴散，同時也使得文學形態發生內部的變化；另一方面，成規模的文化產業的出現也為中國知識分子的現代轉型提供了物質基礎，使得越來越多的文人能夠擺脫原有的對王朝權力的依附，依托新的社會經濟條件獲得較獨立的地位，并且以新的方式參加到變動的社會結構之中。

早期文化生產的出現對處于現代轉型期的中國社會的影響，除了上述種種之外，李歐梵更關注的是：現代民族國家的想像空間和公共領域的空間構成與現代文化生產的印刷媒體之間的關系。在這方面，西方學者本尼迪克森•安德森的著作《想象的共同體》給予了李歐梵重要的理論啟示，安德森提出一個新的民族國家在興起之前有一個想像的過程，這個過程是一種公開化、社群化的過程。這一過程依靠兩種非常重要的媒體，一是報紙、一是小說。通過閱讀報紙人們會產生一種“虛空的共時性”，仿佛共同生活在一個空間之中，有共同的日常生活，而共同的社群也就由此形成。這種抽象的想像，于是成為民族國家的基礎，而促成這種想象的正是具有早期文化生產特征的印刷媒體。由此李歐梵分析了梁啟超在現代中國史中所具有的重要意義，他認為：“梁啟超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貢獻就是提出了對于中國國家新的風貌的想像。”[1]正是梁啟超通過報刊上新文體的實驗和新小說的鼓吹，表達了自身對于現代中國和現代世界的想像和認定，傳達了新的歷史觀和進化、進步的觀念，而這種貢獻卻是不可缺少印刷媒體等新的文化生產模式所提供的社會條件，因為現代印刷媒體制造出的空間事實上是可以無限大的，它突破了傳統政治面對面的空間格局，而以新的有效方式為現代民族國家的想像和凝聚提供了歷史契機。此外，李歐梵也認為：“中國的現代性不可能只從一個精英的觀點來看待，至于社群共同的想像，其風貌和內容不可能是一兩個人建立起來的，需要無數人的努力。”[2]晚清的印刷媒體、報章雜志種類繁多，為科舉廢除后的文人提供了重要的生存空間，而恰是這些參與辦報撰文的“半吊子”文人完成了晚清現代性的初步想像。通過對報章雜志中晚清小說文本的整理，李歐梵意識到正是在大量通俗小說、娛樂作品的生產中，產生出了平民大眾當時對現代性和現代中國的普遍想像，同時又產生了中國傳統小說向現代轉型的文體模式。中國現代性文化的締造因此在這些小說中不知不覺地顯現出來，早期文化生產設施無疑為這些通俗文學發展的根本誘因，同時又積極促進它們的擴散和傳播，由報刊雜志所營構的文化空間包容、滋養了鴛鴦蝴蝶派等現代通俗文學，而這些通俗文學中則映現出普通民眾對現代性的想像和欲求，最后在30年代的上海這種朦朧的現代意識發展壯大，形成中國通俗文化中的現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