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全球化背景下代愛國主義教育的新特點

　　愛國主義是人們對國家熱愛和忠誠的情感、思想和行為的理論概括。全球化背景下社會思潮多樣化, 價值追求多元化, 傳統的愛國主義教育話語體系不能適應發展的要求, 存在話語失效的現象。增強新時代大學生愛國主義教育的實效性, 注重加強愛國主義教育話語體系創新是新時代發展的必然要求。

　　《繼續教育》以“把握繼續教育時代脈搏、引導繼續教育發展潮流，發布繼續教育權威言論，剖析繼續教育熱點問題，傳播繼續教育前沿理論，探討繼續教育創新模式，交流繼續教育成功經驗，追蹤繼續教育動態信息”為宗旨，以“政府決策者的參謀，管理工作者的助手，理論研究者的論壇。

　　習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 “弘揚愛國主義精神, 必須把愛國主義教育作為永恒主題”, “要深化愛國主義教育研究和愛國主義精神闡釋, 不斷豐富教育內容、創新教育載體、增強教育效果”。[1]愛國主義是人們對國家熱愛和忠誠的情感、思想和行為, 是動員和鼓舞人民團結的一面旗幟。青年群體作為社會建設的中堅力量, 青年的價值追求直接關乎民族命運和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對作為青年群體代表的大學生來說, 愛國主義教育尤顯重要。

　　一、全球化時代愛國主義教育的新特點

　　愛國主義的情感映射是基于制度建構和歷史發展的活生生的“祖國”。愛國主義首先是一個政治范疇, 尤其是它所基于的“國家”概念, 它是基于國家建構的邏輯而衍生出來的情感映射。按照國際法的規定, “國家”包含四大要素, 即定居的居民、確定的領土、政府和主權。這個“國”不是一般的國家, 而是“祖國”, 即某個或者某些民族及其生存和發展的自然環境和社會條件。“愛國主義是由于千百年來各自的國家形成的一種極為深厚的感情。”[2]愛國主義同時是一個歷史范疇, 基于不同的歷史階段和歷史條件, 愛國主義具有不同的內容和表現形式。新時期中國的愛國主義就是致力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在我國, 基于國家性質, 愛國與愛社會主義在本質是一致的, 愛國的實質是愛社會主義的中國。愛國主義教育的內涵, 即一方面注重培養人民對于國家構建的尊重和熱愛, 另一方面通過政治教育的方式謀求民眾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擁護和支持。

　　在全球化時代背景下, 民族國家日益融入世界體系, 世界正在變成一個密不可分的相互依賴的整體, 同時, 全球化也給高校愛國主義教育帶來新的機遇和挑戰。在全球化背景下, 有人對愛國主義教育提出了質疑。有人認為, 在全球化時代提倡愛國主義是狹隘的, 應該講“愛世界”、“愛地球”;也有人認為, 在全球化條件下講愛國主義將影響個人利益的追求和個人價值的實現;還有人認為, 在高校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是沒有必要的, 持有這種觀點的人認為小學、初中階段的愛國主義教育已經塑造了愛國主義情感, 這種情感會在必要的時候自動迸發。可見, 在上述這些質疑聲中, 全球化與愛國主義似乎成為水火不容的兩極。仔細加以考察發現, 全球化條件下的愛國主義教育具有以下幾方面的顯著特點:

　　第一, 艱巨性增強, 實效性減弱。

　　全球化中最核心的是經濟全球化, 它是指各項生產要素如資本、技術、勞動力等在全球范圍內自由流動, 經濟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國家”的界限, 也直接沖擊了愛國主義教育的情感歸屬。一是地域觀念上的沖擊。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的自由流動、跨國公司的發展和國際勞動力市場的形成超越了國別界限。二是對文化的沖擊。這種沖擊的對象既包括本土的、傳統的社會歷史文化, 也包括政治文化。三是對國家主權的沖擊。全球化進程中, 一些非國家行為主體和全球性政治力量發揮了超國家的作用。同時, 與全球化背景相關的市場化強調追求物質財富, 與愛國主義教育的價值選擇形成一定沖突;信息化導致社會交往虛擬化, 網絡信息的泛濫沖擊著愛國主義教育的內容, 這種觀念與價值的沖擊要求愛國主義教育必須“出場”和“作為”。

　　第二, 開放性增強, 封閉性減弱。

　　全球化對愛國主義教育造成沖擊, 同時也帶來新的機遇, 即“人員交流的擴大、信息資源的互享、技術載體的運用、文化交融的加強”有助于改善“愛國主義教育實踐的物質條件與思想理念”。[3]辯證地看, 全球化為愛國主義教育提供了更廣闊的視野。從橫向的國別比較的視角來看, 發達國家尤其是東亞的日、韓兩國在現代化進程中都強調繼承傳統和愛國主義教育, 大力發展民族工業, 實現民族經濟騰飛;從縱向的歷史發展的視角來看, 自晚清到民國, 中國人開始“睜眼看世界”,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日益融入經濟全球化的世界體系之中。橫向的國別比較和縱向的歷史發展告訴我們, 愛國主義教育正處于空前開放的時代, 歷史上的閉關鎖國以及文化自大都成為過去, 愛國主義教育正以前所未有的開放姿態包容多元文化、借鑒他國經驗。

　　二、話語失語、失效消解當代大學生愛國主義教育的實效性

　　馬克思主義認為, 意識形態是基于經濟基礎而形成的對世界和社會系統的看法和觀點, 是上層建筑的組成部分, 對經濟基礎具有反作用。因此, 意識形態的有效傳播直接關乎社會穩定和持續發展。意識形態的培育需要一整套話語體系, 愛國主義教育作為意識形態教育的一個重要方面, 它的有效傳播同樣需要一整套愛國主義教育話語體系。從外部環境來看, 全球化帶來的觀念與價值沖擊要求愛國主義教育必須“出場”與“作為”;從內部變量來看, 傳統的愛國主義教育話語體系出現了“不適應”的特征, 進而影響當代高校愛國主義教育的實效性。傳統的愛國主義教育話語體系存在話語滯后問題, 在應對全球化思潮沖擊、轉型社會價值多元以及大學生情感需求方面面臨話語失語、話語失效的風險。

　　其一, 傳統愛國主義教育話語的“解釋容量難以適應現代社會多樣性思潮的話語表達”, [6]造成面對多元價值時話語失語。

　　全球化帶來的觀念和價值沖擊最直觀地反映在社會思潮上, 尤其是在改革開放以來社會轉型的歷史大變局中, 我國處于社會結構變動、經濟體制調整、思想觀念變化的關鍵時期, 西方社會思潮不斷涌入, 社會思潮話語日益進入大學生的生活領域并產生深遠影響, 尤其是推崇個人價值的個人主義以及否定歷史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 極大地沖擊著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建構。傳統愛國主義教育話語在社會多樣性思潮話語中面臨嚴峻考驗, 最典型的表現就是愛國主義教育話語解釋力匱乏直接影響教學效果。傳統愛國主義教育話語模式保守, 流于形式, 灌輸式的教學話語適得其反, 導致多樣性思潮以及多元性價值正在攻占愛國主義的精神高地。傳統愛國主義教育話語僅僅教育學生要愛國、愛社會主義、信仰社會主義, 但對于為什么要愛國以及如何信仰社會主義缺乏有說服力的解釋, 也無法系統地解釋為什么要在尊重個人價值的同時必須堅持集體主義式的愛國主義。

　　其二, 傳統愛國主義教育話語尤其是課堂教學話語難以適應愛國主義教育實踐發展的需要, 話語不適嚴重阻礙了愛國主義教育的實效性。

　　教學話語不適主要體現在教材話語、教學話語與學生話語之間存在一定“隔閡”和“距離”, 教材話語偏向抽象理論, 教學話語如果完全按照教材話語, 很難讓學生產生共鳴。從愛國主義教育的形式來看, 課堂教學略顯生硬, 缺乏有效互動, 與學生課下豐富的社會交往形成鮮明對比。從愛國主義教育的內容來看, 部分教師對于愛國主義的內容把握不到位, 以及在教材話語與教學話語產生出入的情況下面臨兩難選擇, 導致教學話語單一陳舊, 宣講式、灌輸式教育缺乏吸引力, 與網絡時代信息的便捷獲取形成鮮明對比。從現實的愛國主義教育教學來看, 傳統愛國主義教育話語存在以下幾方面的缺陷:一是政治話語、文件話語占據教材話語的主體, 一定程度上導致教學話語流于形式;二是“情感式”地勸導和控制, 試圖激發學生的愛國主義情感, 忽視對話式的話語;三是話語內容缺乏時代性和生動性, 嚴重影響教育效果。

　　三、話語創新是新時代大學生愛國主義教育的必然要求

　　全球化時代需要一套愛國主義教育創新話語。愛國主義教育的有效與否關鍵在于是否真正實現愛國主義教育的話語創新。

　　1. 話語邏輯創新:從“情感-行動”到“公民-國家”

　　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和政治學的層面, 愛國主義教育歸根到底是關于國家認同的教育。國家認同是指該國的成員對于自身屬于該政治共同體的辨識和認可。從國家認同的角度出發, 主要存在兩種國家認同理論:一種強調民族是國家的基礎, 基于血緣、歷史、宗教、習俗的民族認同是國家認同的合法性來源, 它主張從民族情感中獲取社會建構的力量;另一種則強調個人自由平等以及制度對于公民權利的保障, 逐漸形成以國家制度為基礎的國家認同。[7]

　　在這里, 我們需要考察一下這兩種國家認同理論的話語邏輯。傳統民族主義的國家認同話語是基于“情感-行動”邏輯, 通過動員、運動的方式鼓勵政治參與和社會參與, 以維護國家利益為核心, 以民族情感為動力, 引導個人的愛國行動。伴隨著法治社會的建設, 更加強調公民是現代國家的主體和國家建設的參與者, 通過國家法律制度規范公民的權利與義務, 它的話語邏輯正是通過這套權利與義務的約束明確個體責任和角色以實現“公民-權利與義務-國家”的國家認同。

　　當代中國, 上述兩種國家認同模式是并存的, 但實際教育過程中往往偏重前者。在價值多元化的時代, 愛國主義情感認同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 甚至有人把愛國與愛社會主義割裂開來。面對當代愛國主義教育實效性遭遇考驗這一現實, 必須突破傳統“情感-行動”這種單一的感性的話語邏輯, 結合現代“公民-國家”這一國家認同話語邏輯, 注重大學生的公民意識教育, 明確個人在社會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 從中尋找更多國家認同的合法性資源。這就要求我們不僅要有基于民族情感的文字、語言、習俗的歷史文化認同, 更要有基于公民意識的現代國家制度的政治認同。通過公民意識教育, 規范公民與國家之間的權利與義務, 增強愛國主義教育話語的說服力, 系統且有力地解釋為什么要愛國以及如何信仰社會主義。

　　2. 話語導向創新:堅持個人發展與民族復興的結合

　　新時期愛國主義教育必須堅持以人為本的理念, 鼓勵個人發展, 促進民族復興。在市場經濟條件下, 個人創新創造被更多地鼓勵。有人提出質疑, 認為尊重個性發展、強調個人價值與愛國主義所注重的集體主義顯然是一組悖論。針對此種錯誤觀點, 我們要認識到, 愛國主義當然強調個人對國家的奉獻, 新時代的愛國主義通過法律規范公民權利與義務以及公民承擔的社會責任, 并非無視個人價值的愛國主義。

　　愛國主義教育必須明確社會發展是以個人發展為前提和基礎的。當代大學生面臨社會轉型期的多元價值沖突以及自身發展的不確定性因素, 一味地要求他們對社會的奉獻可能適得其反, 甚至會造成他們的逆反情緒。因此, 尊重個人發展, 鼓勵個人創新, 也應當是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內容之一。當今, 中華民族正處于實現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關鍵時期, 在正確處理中國夢與個人夢的關系問題上, 必須明確一點, 即“中國夢緊緊依靠人民來實現, 也為每個人實現自己的夢想提供了廣闊的空間”。[8]

　　愛國主義教育必須明確是以維護國家根本利益為核心和目標的。愛國主義是天然的, 在事關國家利益和民族命運問題上, 它是旗幟鮮明的。這個“國”既包含基于中華民族的文字、語言、習俗的歷史文化, 也包含現代國家制度和發展道路。中國的發展道路及其指導思想是與歷史性實踐聯系在一起的, 國家獨立、民族解放、社會主義制度建立需要社會革命來奠基, 中國采取的正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制度不是無根無源的, 尊重歷史是愛國主義的應有之義, 明確個人在社會主義國家的權利與義務是培育愛國主義精神、實現國家認同的基礎。

　　愛國主義教育必須明確個人發展與國家利益是辯證統一的。愛國主義教育的最終目的是實現公民對國家的認同, 包括政治認同、文化認同等。尊重個人發展是為了促進國家發展, 維護國家利益是為了保障個人發展, 愛國主義教育必須在這個層面上厘清兩者之間的關系, 而不是模糊化兩者聯系, 或者有所偏失。

　　3. 話語內容創新:講好中國故事有助于愛國主義教育的有效開展

　　愛國主義教育話語創新的現實基礎在于“國”——中國崛起成為21世紀最富歷史意義的世界現象。一個人口占全球近四分之一的社會主義發展中國家, 它的崛起與轉型不僅是事關13億中國人民的大事, 而且勢必深刻影響當代以西方國家為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格局。

　　從改革開放30多年的歷史走來, 轉型中的中國逐漸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中國在這條現代化的發展道路上進行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進程, 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但是發展過程中也遇到了很多問題和挑戰。如何用愛國主義創新話語體系闡釋好中國現代化實踐以及取得的成就至關重要, 一場“無聲的較量”正在悄然發生 (東西方關于轉型中國的話語較量) , 中國也正在這種與自身現實發展不對稱的國際話語舞臺上爭奪話語權。因此, 如何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 傳播好中國聲音, 成為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內容。一方面, 轉型中國取得的巨大成就為愛國主義教育奠定了物質基礎;另一方面, 自身發展中遇到的問題以及國際話語環境不對稱又給愛國主義教育增加了難度。

　　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是新時代對愛國主義教育的必然要求。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的道路探索和歷史經驗的總結, 可以被概括成“中國道路”, 但是這四個字的理論補充不能寄希望于西方學者。從“華盛頓共識”到“北京共識”, 再到“中國模式”, 從“歷史終結論”到“中國崩潰論”, 歷史告訴我們, 出于國家利益考量的意識形態斗爭并沒有隨著上世紀90年代的“冷戰”格局的結束而消亡, 相反, 它仍在以話語體系不對稱的方式潛滋暗長。因此, 新的歷史起點要求我們, 積極創新愛國主義教育話語體系, 用中國的語言、價值、規范來解釋中國的發展, 用中國的發展來支撐中國的愛國主義教育, 這是一體共生的兩個方面。這個“體”就是中國, 是具有數千年文化傳統的古老中國, 更是改革開放以來的轉型中國。這就是愛國主義教育話語創新的豐富內容。

　　參考文獻

　　[1]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大力弘揚偉大愛國主義精神為實現中國夢提供精神支柱[N].人民日報, 2015-12-31.

　　[2]中央編譯局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室.對列寧關于“愛國主義”的一處論述的譯文的訂正[N].人民日報, 1985-10-25.

　　[3]王雯姝, 鄧暉.全球化背景下大學生愛國主義教育研究的主要視閾[J].思想教育研究, 2011 (10) .

　　[4]蔡春.全球化背景下愛國主義教育的探索[J].蘭州學刊, 2005 (1) .

　　[5]江澤民文選, 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581-582.